战争的胜利并未使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很大变化，因为战利品很难抵偿战争所造成的巨大人员损失和工业损失。战争导致的废墟一望无际，战后的主要口号就是重建。重建主要依靠拆除被占领地区的技术装备，并将它们运往苏联。这样做可以带来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却无法让整个国家取得产业进步。这个国家依然是一个二流、甚或三流大国，它唯一可以称雄的东西即它的国土面积和军事机器。尽管后者令人恐惧，技术尖端，但考虑到了假想敌不断增加的实力和核武器的出现，它带给这个国家的安慰多半是一种自我陶醉。然而，真正受到这一战争机器之打击的却正是苏联的对外政策——后者的选项其实就由苏联的军队来界定。除了这种对克劳塞维茨名言的颠倒[23]，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国家机器的日益僵化——对个人责任感的恐惧使之动弹不得，而那种认为斯大林在所有问题(尤其是对外政策问题)上享有最初与最终发言权的想法则充斥了它的每一个毛孔。在这种情况下，外交方面的首创精神是无法想象的，更遑论创造机会的尝试了。再说，创造出的机会和想象中的机会，这两者其实也很难区分。要区分它们，则需对富裕经济(财富的积累、剩余产品的生产等等)的发展进程有清晰的认知。你若缺乏此类经验，便会混淆两者。而在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的好几年里，苏联都缺乏这样的经验。如今它依然缺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