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罗马皇帝中，马可·奥勒留被谈论最多。历史学家喜欢他，哲学家也喜欢他。正是由于后者，马可·奥勒留赢得了持续至今的好名声，因为哲学这门学科被证明比罗马帝国及其管理者的天赋更富生命力。事实上，历史学家们或许本该对他更冷淡些才是，因为他曾两三次差一点夺去了他们的研究对象，尤其是他指定他那个白痴儿子康茂德[13]为继承人的那一次。但是历史学家们是一群锲而不舍的人，他们啃下过的硬骨头中，有的硬度远远超过康茂德欲用自己的名字给罗马帝国更名的决心。他们可以与“康茂德堡”共处，甚至居住其中，并对康茂德帝国的历史展开研究。至于哲学家们，他们曾十分迷恋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他们中的一些人直到现在依然十分迷恋，这或许并非由于这部著作的思想之深刻，而是因为这门学科在皇家的庇护下获得的地位。政治会更多地成为哲学家的追求，而哲学则较少成为帝王的副业。而且，对于马可·奥勒留来说哲学远不止一门副业，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心理治疗，或者如波伊提乌[14]之后所言，是一种慰藉。马可·奥勒留并非一位大哲学家，也不是一位预言家，甚至算不得一位智者，他的《沉思录》只是一部既忧伤阴郁又喋喋不休的书。斯多葛学说在当时确实已经成为一门学说，他的书尽管是用希腊文写成，但与爱比克泰德[15]还相距甚远。一位罗马皇帝热衷希腊文，这很有可能出于对斯多葛学说之源头的尊重，同样也可能出于眷恋，为的是记住那门作为文明话语的语言，这门语言毕竟是他年轻时的语言，是他热爱的语言，它或许比他现今使用的语言更为高贵。此外，如果你们同意的话，这里或许还包含一些保守秘密的愿望，以及由此获得的超然姿态：这原本就是这门学说自身固有的目的和手法，又因这种表达工具而得到强化。更不用说，他在位期间又恰逢希腊文化在罗马的大规模复兴，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可称之为“第一次文艺复兴”，这次复兴无疑有赖于后被历史学家定义为“罗马和平时期”[16]的那段持续很久、相当稳定的历史时期。历史学家们喜爱马可·奥勒留，恰恰因为他是这段和平时期的最后一位守护者。因为，他的统治十分清晰地终结了罗马历史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持续近两个世纪，始自奥古斯都，承载着他的各种愿望和抱负，止于我们的这位主人公。历史学家们喜爱马可·奥勒留，因为他是帝王队列中的最后一位，而且是很容易解读的，这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可是一种奢侈。马可·奥勒留是一位认真勤勉的统治者，这或许因为他是被任命的，而非圣意天定；因为他是通过收养关系进入帝王之家的，而非通过血脉。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都喜爱他，恰恰因为他十分出色地履行了他认为自己无法胜任、他也的确不愿接受的这一使命。对于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而言，马可的窘况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就体现了他们自己的处境：他似乎就是那些一生均要与其使命相抗争的人之样板。无论如何，使罗马帝国获益更多的是马可·奥勒留对责任和哲学的双重忠诚，而非他的斯多葛学说(而这门学说也与马可·奥勒留一同走到了其终点，即伦理学)。常有人说，而且是信誓旦旦地说，这种内心分裂对于统治者而言是一剂良药；如果统治者的精神渴求有其自身的抒发渠道，不至于过分影响其行为，那便是好事一桩。这就是“哲学王”这一概念的实质所在，难道不是吗？当你的形而上学遭受冷遇的时候。至于马可，他却自一开始便恐惧这种前景，害怕被唤至哈德良[17]的宫廷，尽管宫中荣华富贵，前程似锦。或许他害怕的恰恰就是这些。作为那一希腊学说的纯正产物，他所希求的仅为“一张行军床和一张薄被”。哲学对他而言既是一种话语方式，也是一种穿着方式，即存在的外衣，而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活动。请把他想象成一位佛教僧人，你们的想象不会太走样，因为这一“生活方式”也是斯多葛主义之实质，绝对的实质，我们还要再补充一句。年轻的马可对皇帝的收养应该是心存疑虑的，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哈德良的性癖好：这样的收养意味着一套截然不同的行头和一套同样迥异的精神食谱。可以设想，他最终做了皇帝，这与其说是由于前任皇帝施加的压力，不如说是我们这位主人公对他的智性毅力产生了疑虑：显然，做一位国王要比做一位哲学家更为轻松。无论如何，结果就是如此，于是有了这座纪念碑。可问题是，这座纪念碑是为谁而立的呢？是在纪念一位哲学家还是一位国王？是在同时纪念一位哲学家和一位国王？或许两者均非纪念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