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享受孤独的人来说，对于一个终生视其孤独的存在高于任何社会角色的人来说，对于一个在这种偏好中走得过远的人来说——其中包括远离祖国，因为做一个民主制度中彻底的失败者，也胜似做专制制度中的殉道者或者精英分子[2]——突然出现在这个讲坛上，这让他感到很是窘迫，犹如一场考验。
因此，我接下来打算斗胆在这里发表一些意见，它们也许是不严密的，自相矛盾的，因其不连贯而足以让你们为难。然而我希望，交付给我用以整理思绪的这段时间和我的这门职业能保护我，至少能部分地使我避免遭受思维混乱的指责。我这一行当的人很少认为自己具有成体系的思维；在最坏的情况下，他才自认为有一个体系。但是，即便如此，他的这点东西也是借来的：借自环境，借自社会构造，借自幼年时在哲学上的用功。艺术家用以达到这一或那一目的，甚至是最寻常目的的那些手段都具有偶然性，没有什么能比写作过程、比创作过程本身更能让一位艺术家确信这一点。诗句，按照阿赫马托娃的说法，的确是从垃圾中生长出来的；散文之根也并不更高贵一些。
我只提出了五位诗人，他们的创作、他们的命运我十分珍重，这仅仅是因为，若没有他们，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位作家都无足轻重，至少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当然，他们——这些身影，更确切地说是这些光源——是灯光还是星光？——不止五个，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注定只能绝对沉默。在任何一个有意识的文学家的生活中，这些人的数量都是巨大的；在我这里，这一数量仰仗两种文化而增加了一倍，我的命运使我从属于这两种文化。而当我想到这两种文化中的同辈人和笔友们，想到那些我认为其天赋胜过我的诗人和小说家们，想到他们若站在这个讲坛上，早就谈到了实质之处，因为他们有比我更多的话要说给全世界听时，我就更是如坐针毡了。
这些身影常使我不安，今天他们也让我不安。无论如何，他们不鼓励我妙语连珠。在最好的时辰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总和，但又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因为，要在纸上胜过他们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在生活中胜过他们，正是他们的生活，无论其多么悲惨，多么痛苦，总是经常——似乎比应该有的更经常——迫使我去惋惜时间的流逝。如果来世存在——我既无法否认他们拥有永恒生命的可能性，正如我无法忘记他们在现世中的存在——如果来世存在，我希望他们能原谅我和我试图作出的解释，因为归根结底，我们这一行当的尊严是不能用讲坛上的举止来衡量的。
这一感觉的加重，与其说是因为想到了先我之前在这里站立过的那些人，不如说是由于忆起了那些为这一荣誉所忽略的人，他们不能在这个讲坛上面向“本城和世界”[3]，他们共同的沉默似乎一直在寻求，并且终于没有替自己找到通向你们的出口。
唯一可以使我勉强接受这种境遇的是这样一个平常的设想，即首先由于文体风格上的原因，一位作家不能代表另一位作家说话，一位诗人尤其不能代表另一位诗人说话；如果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罗伯特·弗罗斯特、安娜·阿赫马托娃和温斯坦·奥登出现在这个讲坛上，他们也会不由自主地只代表自己说话，很有可能，他们也会体验到某些窘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