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止这些。这些外国法律导入种种手续，手续过分繁缛，实在是人类理智之耻辱。这种形式侵入法学，是否比在医学内部更为有害，这是很难断言的；也很难说这形式在法官的长袍之下，是否比在医生宽边帽底下，造成了更大的损害；是否在法律方面造成倾家荡产的人数，比在医学方面害死的人更多。
日前我和你谈起，法国人时装变化无常，实在不可思议。可是他们在这方面的固执程度，亦不堪设想。他们把一切都和这方面联系，用这作准尺，来衡量在外国产生的一切事物：外国的东西，他们看来总是可笑的。不瞒你说，他们一方面拼命固执自己的风俗习惯，另一方面每天变化无常，我不知道这两方面如何能结合在一起。
并且为了完全采用外来事物，为了使他们的正常情理也来自他处，他们采取了教皇们的所有宪章，作为他们自己法权的新规章：这是一种新的屈辱。
近时有人确实用文字写定某些城市、某些省份的约章，但这些约章都不出罗马法的基础。
此种被采用的外来法律，几乎可以说入了法国籍的法律，为数如此之多，因而司法与法官们同样被压得筋疲力尽。但是，如果和诠注家、讲解家与编纂家等所形成的庞大可怕的队伍相比较，这些法律典籍简直不算什么。那些人，由于他们思想缺少准确性，是软弱的；由于人数奇多，却又是很强的。
他们放弃了古旧的法律，那是他们历史最早的几个国王在全民大会上制订的。而且，令人感到稀奇的是，他们采用罗马法代替自己的古法律，可是部分地制订、编写这罗马法的皇帝们，正和他们自己的古老立法者们是同时代的人。
谁想得到，这个欧洲最古最强的王国，十个多世纪以来，居然被不是它自己制订的法律治理着？如果法国人曾经被征服，那倒不难了解，但是法国人却是征服者。
既然他们有这些高贵的优点，那么正常的情理来自他方，国政和民事的治理取法于邻邦，这些对于他们又有什么要紧呢？
我说他们藐视一切外国东西，仅指无关紧要的小事。因为在重要事物上，他们似乎不信任自己，一直到妄自菲薄的程度。只要你同意他们的衣服比别国人民穿得合式，他们就欣然承认别国人民比他们贤智。只要法国理发师以立法者的姿态，决定别国应戴何种形状的假发，他们就甘心服从某敌对国家的法律。在他们眼中，最美的事无过于看见他们厨师烹调的口味居于全国的主宰地位，或他们的女理发师的发型出现在全欧女子的发髻上。
一七一七年，赛法尔月十二日，于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