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两件事要办：吝啬与浪费应当同样地加以斥责。每人应当是管理国家财产的会计，是舍不得使自己生活过得去的卑鄙的人，应当和挥霍家财、不给子孙留下分文的人，受到同样严格的裁判。每个公民应当是他自己财产的公正分配者，对于别人的财产也应当如此。”
可是，尽管我在里巷之间没有一个熟人，我的名誉却这样坏，到最后，我将不得不迁离此地。五年前，因为我解剖了一只狗，被某邻妇痛骂，那妇人自称为狗的主人。屠夫的老婆碰巧在旁边，她也来凑热闹。正当邻妇对我破口大骂的时候，这妇人拿起石头来掷我，同时也掷在医生身上……医生正和我在一起，他前后脑骨上狠狠地中了一下，他的理智之宫受了很大的震动。
从那时起，只要街头巷尾走失了一条狗，人们立刻判定它落在我手中了。有一个善良的女市民丢失了一只小狗，据她说她爱这小狗甚于她的儿女，那天她来到我房中，昏迷不省人事。后来因为没有找到狗，她向法官控诉了我。我想我将永不能从这些妇女狡黠的纠缠中解救出来，她们用尖声吠叫的嗓音，给十年以来死亡的一切狗不断地唱着挽歌，闹得我头昏脑涨。
必须另选君主。这时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那就是在先王亲族中没有一个人出来争王位。人们在这家族中选出了最贤智公正的一个人。
现在这类控诉既已无人置信，人们又采用了别的手段，于是一个学者很难避免反对宗教或提倡异端邪说的谴责。他徒然获得人民的原谅，因为创痕已经造成，永远不能很好地封口。在他，这将永远是一块有病的地方。三十年后，一个敌手将对他很谦虚地说：“上帝会不高兴，如果我说别人控诉你的事由是真实的！可是你当时也不得不替自己辩护。”人就是这样，把他的辩护倒过枪口来反对自己。
他是倾向于批评的，因为他见到的事物比别人多，感觉比别人深刻。
我想到这里，永远忘不掉一个学者写给他朋友的一封信。原信如下：
一个有才智的人，一般地说是很难与人相处的。他选择的人是很少的，他乐意称大多数人为恶劣的伙伴，和他们在一起，他感觉无聊。要他一点嫌恶之感都不流露，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招致了很多的敌人！
一个人缺乏某种才能，以藐视这种才能作为补偿，因为这样，他在达到功勋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障碍可以消除了。并且这样一来，他发现和那个在研究工作上使他望而生畏的人水平相齐了。
人民哀哭他，一连四十日之久。每个人都如死了生身父亲，每个人都说：“穴居人的希望怎么样了呢？我们失掉了您，亲爱的君王！您以为您不配指挥我们。天意昭示，却是我们不配受您的指挥。面对您在天之灵，我们起誓，既然您不愿以法律治理我们，我们当以您做榜样，来指导我们的行动。”
如果他能有获得若干重视的希望，那也罢了！不，他至多无非被那些与他同攻一门科学的人所重视。一个哲学家，对于一个脑袋装满事实的人，怀着极度的藐视，同时他自己也被记忆力甚佳的人目为幻觉家。
至于标榜着骄傲的无知的人，他们愿意全人类都埋葬在遗忘之中，连他们自己在内。
他几乎总是倾家荡产，因为他的才智使他有更多倾家荡产的方法。
先生：
一般人赞许的往往是平庸人。对于平庸人，人们很乐于济助；对于有才智的人，人们以有所剥夺为快。后者成为忌妒的对象，人们对他毫不原谅；可是为了前者的利益，人们不惜一切给予支援，他受人们虚荣心的拥护。
他疏忽细节，而几乎所有大事的成功都取决于这些细节。
他比那些卑怯的人却要幸运得多：那些人为了一笔菲薄的年俸，放弃自己的信念；他们将所有的欺诈手段零碎出卖，获得的代价不仅是些微的金钱；他们推翻帝国的宪章，减弱这一国的权利，增益那一国的权利，对君主有所贡献，对人民肆行剥夺，使古老的权利复活，恭维当时受一般信赖的欲望，向坐在龙床上的恶癖陋习献媚；他们强加于后代的影响尤其卑劣，因为后代没有很多办法来摧毁他们的见证。
谨启。
眼看所有的穴居人喜气洋洋，而他们的君主却是眼泪双流，这真是伟大的场面。次日，君主和众穴居人相见，他脸上的表情既不悲愁，也不欢乐。他所忙的仿佛只是政府要务。但是暗暗的厌倦侵蚀着他，不久就把他送进坟墓。自古以来治理过人类的最伟大的君主就这样死了。
最后，一个学者不但对声名优劣没有把握，而且必须加上一切乐趣被剥夺和健康丧失等不幸。
如果他写了一部历史，而他的思想中有高尚的成分，他的感情上有正直的成分，人们就千方百计来迫害他。根据一件发生于千年以前的事实，人们煽动法官来和他作对，如果他的笔不肯出卖，人们就想俘虏他。
然而，对于一位作家，受尽了这些侮辱还是不够的；他不断地为他作品的成败着急不安，也是不够的。这部使他付出这么大代价的作品，终于见天日了：它从四面八方给作者招致争吵。如何避免这些争吵呢？作家有一种情感，他用著作辩护了这种情感；他不知在几百里之外，有一个人曾说了完全相反的话。于是战争就从此开始。
平庸的人与此相反，他设法利用一切，因为他明白感觉到，他没有任何东西敢于在疏忽中丧失。
但是，如果一个才智之士，有这许多吃亏的地方，那么对于学者们的艰苦处境，我们又将说什么呢？
国王这样说：“你们当初推我登基，认为我的品德足够治理你们。苍天可以作证，我自接位以来，苦心焦虑，无非为穴居人的幸福打算。我的朝代不曾被任何一个穴居人的卑怯所玷污，这是我的光荣。到了今日，难道你等轻美德而重财富吗？”
一七二○年，舍尔邦月二十日，于巴黎。
我是这样一个人：夜夜用三十尺长的望远镜窥测在我们头上滚动的大物体；需要休息的时候，我拿起我小小的显微镜，观察蛆虫或蛀虫。
如果他愿意，他有把握得人欢心，可是他常常疏忽这一点。
国王说：“穴居人，财富将进入你们的家室。但是，我向你们宣告，如果你们德行失堕，你们将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民之一。在你们目前的情况中，我只需要比你们更公正些，因为这就是我的王权的标志，比这更尊严的标志，我认为是没有的。财富本身毫无价值，如果你们一意设法以财富为显耀之道，那么我也将不得不用同样的方式炫耀自己，我不应当停留在贫困之中，受你们的鄙视。因此我必须把沉重的赋税压在你们头上，而你们将以生活费用中的一大部分，来维持我的仪仗和排场，为了使别人尊敬我。目前，我在我自身找到一切财富；然而到了那时，你们必须精疲力尽，使我富有；而你们如此重视的这些财富，你们却丝毫不能享用，它们将全部流入我的国库。啊，穴居人！我们能用一条美好的纽带，使我们互相团结：如果你们有德，我也一样；如果我有德，你们也一样。”
我一点也不富有，我只住一个房间。房间里连火都不敢生，因为我在那里装着一支温度计，不自然的热度会使它上升。去冬我几乎冻死，虽然我的温度计降到最低的度数，警告我，说我的手快要冻僵了，我仍然不理会。我获得这样的安慰：去年一整年，天气最微细难察的变化，我都有了详确认识。
在这位君王的朝代将告终时，有一些人认为穴居人有建立商业和工艺的必要。人们召开了国民会议来决定这件事。
这些人之中的一个如此回答：“主公，我们是幸福的，我们在极好的基础上劳动。可否准我直言？财富对于您的人民是否有害，这将由您一个人决定。如果他们见您重财轻德，他们不久亦将如此作为，并且习以为常。在这点上，您的好恶将给他们的好恶作矩尺。如果您提拔一个人，或者令他接近您的信任，仅仅因为他富有，那么您放心吧，这就对他的德行作了致命的打击。同时，有多少人注意这残酷的奖励，您就无形之中造成了多少不诚实的人。主公，您的人民的德行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您是知道的：建立在教育上。如果您变换这教育，过去由于胆子不够大而不敢犯罪的人，不久即将以德行为可耻。
所有的学者在往昔均以魔术而被控诉，我丝毫不以为奇。那时每个学者都这样想：“我已将自然的才能推广到尽可能远的地方，然而某学者却比我优越，其中想必有某种魔道。”
他图谋往往失败，因为他太冒险。他的眼光永久看得很远，使他见到过于辽远的事物。更不必说，在一个计划产生时，从事物本身发生的困难给他的刺激并不大，倒是他自己从自己的本钱里掏出来的挽救办法，更引起他注意。
我极少和人交谈，而且在我看见的一切人中，我一个也不熟。可是，有一个人在斯德哥尔摩，另一个人在莱比锡，另一个在伦敦，我和他们都从来没有见过面，并且想必以后也永不会见面，可是和他们保持如此准确的通信关系，以致每班信差一定带走我给他们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