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刻之后，他走出了咖啡店，我们也跟着他走。由于他走得相当快，又没有看前面，他和另一个人撞了个满怀。两人猛烈撞击之下，由于相互的速度与体重的原因，各被撞在一边。等他们稍稍清醒一点之后，那人一手按着额头，对几何学家说：“我真高兴，被你撞了一下，因为我有一件重大新闻要告诉你：我刚刚把贺拉斯公之于世了。”“怎么！”几何学家说，“两千年来，贺拉斯早已为世所知。”“你不明白我的意思，”那人回答，“我正发表的是这位古代作家的译本；我致力于翻译已二十年。”“什么！先生，”几何学家说，“二十年来，你没有用自己的思想？你替别人说话，而讲的话全是别人的思想？”“先生，”那学者说，“我使公众熟悉优秀的作家，你以为我没有给公众帮了很大的忙吗？”“我说的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和任何人一样，重视你改装的那些崇高的天才。但是你永远比不上他们，因为，你固然不断地翻译，别人却决不翻译你。翻译作品有如那些铜钱，它们确乎和一块金币可以有同样价值，甚至对于人民功用更大。但是铜钱总是比较薄弱，质地不良。你说你愿使那些有名的死者在我们之间复活，我承认你确乎给了他们肉体，但没有还给他们生命，反正缺少一种可以使他们生动起来的精神。你为何不专心研究那许多美好的真理？为何不从事简易的计算，而能每天有所发现？”
在这小小的劝告之后，两人分手了。我相信，他们是不欢而散的。
日昨我和一个朋友走过新桥。朋友遇见一个熟人，据他说是个几何学家，那人身上没有一点不显出他是几何学家，因为他正沉浸于深思之中。我那朋友不得不拉他的袖子，拉了半天，又推他、摇他，使他从云端里落下来，恢复知觉，他为了一条弧线的问题忙到这程度，可能苦思力索已经八天多了。当下两人说了许多客套，互相交换了一些文坛近闻。这些话一直说到一家咖啡店门口，我跟他们一同进去。
（寄×××）
一七一九年，莱比尔·阿赫鲁月最后一日，于巴黎。
但是他用整齐规矩的精神测量座上谈论的一切。他很像在花园里用宝剑截齐一切过高的花枝的人。他是他自己的正确精神的牺牲者，任何尖锐的语句都使他感到唐突，好比目力软弱的人受不住太强烈的光线。可是无事不使他感兴趣，只要事情是真实的。所以他的谈话非常稀奇古怪。那一天，他和另一个人从乡间回来，那人在乡间看见了一座雄伟绝伦的城堡，以及其中富丽的花园；而他见到的只是一所长六十步、宽三十五步的建筑物，和十亩长方的一片林木。他觉得透视的规律没有很好地遵守，否则大道小径，各处都应显出一样的宽度。为了办到这一点，他本来可以贡献一个百无一失的方法。他对一只构造特殊的日晷似乎十分满意，那是经他纠正过的。但他向我身边坐着的一位学者大发脾气，因为那学者很不幸地问他，日晷标示的是否是巴比伦时间。一个新闻家谈起风达拉比城堡被轰炸的消息，于是几何学者突然给我们解释炮弹在空气中划过的线路的种种特性，而且因为自己有这知识，颇为欣然。他完全不愿知道别人如何欢迎他。有一个人抱怨去冬的洪水使他破了产。“你所说的使我非常愉快，”几何学家说，“我明白了，我所进行的观察并未错误：今年比去年至少多降了两指雨水。”
我发现那位几何学家受到众人的殷勤接待，咖啡座的侍者对他比对两个坐在一隅的火枪手更重视得多。至于他，好像到了一个适意的地方：因他稍稍舒展脸上的皱纹，并且开始笑乐，好像他没有丝毫几何学家的神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