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他们之中有一个人积劳而死了。在他墓上，有人题了这样的铭文：“此地安息着一个生前从不曾得到安息的人。他曾经追随过五百三十队送葬行列。他曾经庆贺过两千六百八十名婴儿的诞生。他用永远不同的词句，祝贺友人们所得的年俸总数达到两百六十万法镑。他在城中所走的路，总长九千六百斯大特；他在乡间走过的路，总长三十六斯大特。他言谈多逸趣，平常准备好三百六十五篇现成的故事。此外，从年轻时候起，他从古书中摘录箴言警句一百十八条，生平逢有机会，即以此显耀。他终于弃世长逝，享年六十。过路人，我不说了，死者生平的作为和见闻，如何对你说得清？”
他们到各家去用门锤叩击，使门受的损失比狂风暴雨的侵蚀更甚。如果到各家门房去察看来客名单，可以看到他们的姓名每天都在名单上，用瑞士式的书法，写成千种不同的残缺形态。他们的日子，消磨在送葬行列中，在吊丧的客套或结婚的祝贺词中。每逢国王对某某臣子有所颁赏，必定连累他们花钱雇车，去向受赏者表示他们的欢欣。最后，他们感觉十分疲乏，于是回家休息，以便次日能够重新执行这种艰苦的职务。
人们说，人是社交的动物。在这基础上，我觉得法国人比任何人更合乎人的标准。法国人是最好不过的人，因为他们似乎是专门为社交而生的。
从他们头脑中，绝对不可能驱除这种想法：按照普通礼貌，每天必须分别访问群众，在大家会集场所，他们作了总的访问，这还不算在内。这种总的访问，由于路途太短，在他们的礼节规程中是一文不值的。
但是我注意到，在法国人之中，有些人不仅善于社交，而且他们本身就是包罗万象的社会。他们分身到各个角落中去，顷刻之间，他们使城中各区都充满了人。一百个这样的人比两千公民更显得热闹，在外国人眼里，他们可以挽救瘟疫或饥荒所造成的损失。在学校里，人们问，一个物体是否可以同时在许多不同的地点存在？这些人本身就证明，哲学家们认为成问题的事是可能办到的。
一七一五年，主马达·阿赫鲁月三日，于巴黎。
他们永远是忙忙碌碌的，因为他们有一件要事：无论遇见什么人，他们一定要打听，到何处去，从何处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