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让林肯讲几句话如何呢？他们前思后想着。然而，如果知道了后来发生的事情，他们可能会更加百思不得其解：这个能力尚且受到质疑的人，在那样的一个场合，何以能发表一篇现已被广为传诵、历久不衰的演讲呢？最终，在距离献辞演讲两星期时，委员们向林肯发出了邀请，请他“为演讲做些适当的评论”，而这未免显得稍迟了些。而且，请注意他们的措辞：“做些适当的评论。”这可是写给美国总统的啊！
当葛底斯堡公墓管理委员会决定组织一次庄重的献辞时，他们邀请了埃迪沃德·埃伍瑞特担此大任。他是波士顿的一位牧师，哈佛大学的校长，马萨诸塞州的州长，美利坚的参议员，驻英国的大使，同时，还是国务卿，人们公认他是美国最出色的演说家。这次演讲最初被定在1863年的10月23日举行。但埃伍瑞特十分明智，他认为在这么短的期限内不可能准备得很充分，所以，为了给予其充分的准备时间，演讲向后推迟了近一个月，定在11月19日举行。准备期限内的最后三天，埃伍瑞特是在葛底斯堡度过的，利用这个机会，他重温那片战场，熟悉那儿曾发生的一切。这几天的思考对他来说是最完美的准备，使其身临其境。
就在献辞演说的前夜，他抵达了葛底斯堡。这个小镇早已汇聚成了人海。通常，这儿有一千三百人口，但现在，猛增到一万五千人；人行道上已变得拥挤不堪，难以行走，人们只好站在肮脏的街道两侧；五、六个乐队无休止地弹奏着，人们唱着《约翰·布朗之躯》这首歌。在林肯下榻的威尔家前面，提前聚满了人。人们为他献上小夜曲，请求他讲几句话。林肯的寥寥数语清楚明白，毫不圆滑。也许，翌日才是他演讲的最佳时机。然而，事实却是在当晚剩下的时间里，他把演讲又斟酌了一遍。甚至，他又到了邻近的秘书塞沃德住的房间里，大声朗读讲稿以征求意见。
第二天早饭后，他又开始研究讲稿，直到轻微的敲门声提醒他到了加入队列的时候了。在队伍中，卡尔上校骑着马跟在林肯身后，他告诉我们：“当队伍开始前进时，总统先生笔直地坐在马背上，看上去就像军队的首席指挥官；但在队伍行进中，他的身体前倾着，胳膊松软地下垂着，头也弯下来，好似沉浸在思考中。”
林肯是如何准备他的演讲的呢？非常庆幸，我们知道这一答案。当你阅读林肯的方法时，你可能会发现在布朗主任的发言里，提到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林肯使用过的几个程序和步骤。林肯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宣称道：“如果房子遭到分割，那么，它将会坍塌；如果我们继续实行半农奴半民主的制度，政府统治将不会维持太久。”那么，对于这个演讲，林肯是如何想得这样通透的呢？当他处理日常的工作时，他在想；当他吃饭时，他在想；当他走在街上时，他在想；当他坐在谷仓里挤牛奶时，他在想；甚至当他每天去肉铺和杂货店的路上时，他还在想。他的肩上披着一件陈旧的灰色披肩，胳膊上挽着一个菜篮子，身旁是他的小儿子在喋喋不休地发问、怨气渐长、徒然地扯动着他细长而瘦骨嶙峋的手指头，希望他对自己讲话，但是，林肯大步流星，沉浸在思索中，考虑着他的演讲，好似忘记了孩子的存在。
就在林肯进入白宫前不久，他复印了一份宪法和三份演说辞，仅以此为参考，他把自己锁进了一间脏兮兮、布满灰尘的房子里，这是一间废弃的房子，位于春田田径场的一家商店的楼上。就在那里，远离了外人的入侵和干扰，他写出了自己的就职演说。那么，林肯是怎样准备他的葛底斯堡演说的呢？
出席现场的邀请函发到了每个国会议员的手上，林肯及其内阁也收到了出席现场的邀请，其中，绝大部分人婉言谢绝了，但林肯同意参加，这令委员会的委员们出乎意料。那么，应请他发表演讲吗？可他们的本意并非如此。于是，反对意见出现了：首先，林肯已没有时间准备这次演讲。其次，即使他有时间，他又有这样的能力吗？确实，他在评论农奴制或在箍桶匠协会里发表演讲时，能挥洒自如，但有谁听过林肯曾发表过致辞演讲？这是一次十分严肃和庄重的演讲，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在1858年的公共讨论会上，参议员道格拉斯每到一处都发表同样的演讲；但是，林肯却不是如此，他不断地研究、思考和反省，力争使演讲更易理解和被接受，他说宁愿每天做一个新的演讲，而不愿天天重复。这个目标使得他的思想日益扩展。
在这个不断思索和孕育的过程中，林肯经常会匆匆忙忙地写下一些文字片段和句子，而这些片段和句子总是被他随意地写在零散的信封上、纸片上或从纸袋撕下的纸条上，总之，只要是他身边可写的东西即可。他会把这些记录塞进帽子的顶端，随身携带。最后，他会将它们按逻辑顺序加以整理，付诸笔端成文并加以修改，直至定稿交付演讲和出版。
我们只能姑作猜测，直到那时，他仍在推敲他的袖珍演讲——那十句不朽的句子。林肯的许多演讲无疑是失败的，因为在这些演讲中，他无甚兴趣。但每当谈到奴隶制和统一时，他就拥有了极大的能量。究竟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些问题，他始终在不懈地思索，感触颇深。一天夜里，在伊利诺斯的一家旅店中，林肯和他的伙伴共居一室。第二天早上，林肯的伙伴醒来后发现他面壁坐在床上，讲的第一句话是：“实行半农奴半民主的制度，政府统治将不会长久。”
不幸的是，对此虚假的报道已是铺天盖地。而真正的事实却极富吸引力。让我们共享这一段故事：
就在演讲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林肯对诺阿·布鲁克斯说道：“讲稿写得尚不够准确，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它还不是尽善尽美的，其实，我已重写好多次了，因此，我只能再琢磨琢磨，直至能令人满意。”
林肯立即开始了准备工作。他马上给埃迪沃德·埃伍瑞特写信，拿到了他的演讲稿的复本，一两天后，当他在摄影师的影廊里为自己摄像时，他又利用空暇时间，对埃伍瑞特的手写稿反复阅读。在数天时间里，无论是往返于白宫和战争指挥室之间时，还是仰躺在战争指挥室的皮睡椅上等待最新的无线电战报时，他都沉浸在对自己的演讲的思考中。在一张大纸上，他写下了一个大致的演讲草稿，并把它置于高顶丝帽的顶端，随身携带。他不断思索着，逐渐地，演讲辞定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