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人的上帝”，这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一句名言，出自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本质》。简单地讲，它的意思是说，“上帝”其实是我们这些人类把自己的属性抽象出来，加以夸大和人格化，然后当作一个独立于我们，又强于我们的实体来崇拜。所以，与其说是上帝创造了我们，还不如说是我们创造了一个上帝。
有了需要，就有了占有的欲望。欲望总是无限的，但是欲望的实现又总是有限的。这样就产生了欲望和能力、想像和实际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现实中又没办法解决，人们就只好借助于幻想和超自然的力量。人们幻想“天堂”中有无尽的资源，人们幻想“上帝”能够公平地处理世间的矛盾。
什么是“现实的”呢？这里关键是要看到，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现实”和“现存”是不一样的概念。“现存”是指“现在存在的”，它不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合乎绝对精神的必然性。而“现实”可以理解为“真实”、“实现出来”的意思。“现实的东西”是符合必然性的，所以它是“真的东西”，一定会实现出来。而它之所以会成为现实的，就在于它是合乎理性、合乎规律的。
然而，就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两方面的人都只是肤浅地理解了黑格尔的字面意思。其实，黑格尔的意思并不是说“凡是现在存在的东西就是好的”，甚至，他根本就没有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所讲的是：“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那么，人是怎么造出一个上帝来的呢？更深的问题是，人为什么要造出一个上帝来呢？
什么是“合乎理性的”？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源，支配着万物的存在和发展；它就是“理性”。“合乎理性”，就是说合乎绝对精神的发展脉络，合乎整个世界的发展规律。所以，这里的“理性”不是指哪一个人的精神活动；“合理的”，也不是说“有效的”、“有道理的”等意思。
黑格尔的确有这种意思。据说有一次，他的好朋友海涅在和黑格尔谈话时，流露出对“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这句话的不满情绪。黑格尔却怪笑起来，轻轻地对海涅说：“也可以这样说，凡是合理的必然都是现实的。”话音未落，黑格尔就惊慌地环顾左右。当他发现并无外人时，才平静下来。
当然，合乎理性的事物都必将实现，但这不是说，凡是实现出来的（现存的）都是符合必然性的。虽然现存的东西有它一定的合乎理性的成分，但又不可能绝对地合乎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不合理的成分逐渐上升而构成此事物的本质。于是，合理的事物又发展成了不合理的事物，因而势必会被新的、更加合乎理性的事物所取代。恩格斯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一命题已经包含了另一命题，那就是“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宗教就是欺骗！世界上第一个说谎者就是神学家！”费尔巴哈说。他认为人的宗教感情不是天生的，因为人没有天生的宗教器官。我们既不能用眼睛看见上帝，也不能用耳朵听到上帝，而知道上帝、信仰上帝是人在社会中慢慢被培养的结果。
然而，所谓天堂，不正是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理想模型吗？所谓上帝，不也正是人将自己的本质异化出来，加以夸大的结果吗？别看上帝比我们聪明、善良、强大，其实，费尔巴哈说：“人怎样思维、怎样主张，他的上帝也就怎样思维和主张；人有多大的价值，他的上帝也有多大的价值，决不会再多一点。”
在庞大而严密的理性体系之下，掩藏着黑格尔近乎浪漫而狂妄的激情。
但是，人为什么会产生依赖感呢？这是因为人有自己的需要。试想，人如果没有对外在世界的需求，他还会依赖别的东西吗？他还会崇拜别的东西吗？
人们老是拿这句话来批评黑格尔，指责他保守、片面、妄自尊大。这个命题乍一看，似乎还真是在为现有的秩序作辩护，在当时，就是在为普鲁士君主国家作辩护，在替当时的专制制度和警察国家辩护。所以，当黑格尔一提出这个命题，便招来了一场风波。普鲁士政府对此无比感激，文教大臣写信给黑格尔说：“您使哲学具备了对待现实的唯一正确的态度。”但是很多人鄙视他的哲学成为了阿谀奉承的玩意儿。
我造上帝还是上帝造我？
费尔巴哈说，这一方面是因为无知和恐惧。由于世界中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而人们无法理解，所以他们就会感到害怕，就会猜测——那背后是不是有某种神奇的巨大力量在操纵它。除了恐惧，人们对自然也有感恩的一面，因为自然为人提供生存的空间和资源。恐惧感和崇敬感交织在一起，就使人产生了另一种感情——依赖感。这种依赖感才是一切宗教的真正基础。人总会找到某个比它强大的东西作依靠，从依赖自然到依赖君主，从依赖社会到依赖上帝，都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