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涅克拉索夫又来了。他一进门，别林斯基就激动地说：“尼克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我承认您是对的，是新的果戈理出现了。他叫什么？这上面没有写名字。”“他叫费道尔·米哈伊诺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工程部制图局的准尉。”“真是个了不起的天才，您去找他来，我真想马上见到他。”“这很容易，他现在就在您门外。他和我一起来的。”“啊！他怎么不一起进来呢？”“他有点胆怯，自己心里没底，唯恐您把他的小说否定了。”“年轻人刚开始走上文学道路，对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总是没把握，就像您和我当初一样。他们需要鼓励和引导。快请他进来。”这时，一个苍白瘦弱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拘谨而羞怯地站在别林斯基面前。
1845年4月的一个清晨，俄国著名的诗人涅克拉索夫手捧一大叠书稿来到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门前。他急促地敲着门，不一会儿，门开了，别林斯基问道：“亲爱的尼克拉·阿历克塞耶维奇，您一大早跑到这里来，是有什么急事吗？”“新的果戈理出现了！”诗人兴奋地喊道。“您在开玩笑吧！您以为果戈理会像蘑菇一样长得那么快吗？”别林斯基不以为然地说。“我一点也不开玩笑，您看完这些就会相信我说的话了。”涅克拉索夫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书稿递给别林斯基。“那好吧，我先看看，下午一点钟您再来。”别林斯基接过书稿，心中还是不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就成了俄罗斯文学批评界的焦点人物。但由于其小说的思想性过于深刻（初看起来甚至有些枯燥、晦涩），同时代文学界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深度，所以在他去世后，因哲学家们参与对其著作和思想进行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思想才开始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接近的，当时还很年轻的俄罗斯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墓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此后的3年之内（1881—1883年），他又连续写出三篇纪念他的讲话，对他的宗教哲学思想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此后，从哲学的角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仿佛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的一个主流。
19世纪末，俄国哲学家们纷纷把自己的目光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看作是自己哲学创作的原动力，接触过他的哲学家们纷纷改变了自己的“信念”。要知道当时的俄国哲学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压倒了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语），当时，绝大部分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是在这个环境里成长的。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转到了与当时流行的这些学说对立的一面——基督教信仰，有人甚至直接成了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宗教哲学成了俄国哲学界的主流之一。
“请坐，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别林斯基热情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别林斯基的表情上看出自己的小说有希望在他主持的《祖国纪事》上发表，心里稍觉得轻松，不像刚进门时那么紧张了。“您的小说我整整看了一个上午，坦白地说，我完全被它打动了。您是位艺术家，真理已对您展现和忠告，像天赋一般落在您的身上，您要珍视您的天赋，对它忠诚不渝，您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告别了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他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一样。他长久地伫在街头，陶醉在这幸福而庄严的感觉之中，新的生活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