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为托尔斯泰创作的中期。60年代初的俄国恰值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特殊阶段（即农奴制改革前后），具有各种倾向的作家，此时都很留意“以古为镜”，从历史经验中寻觅解决现实课题的答案，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成为作家们倍加关注的焦点问题，因而往往将艺术视域投向历史题材。托尔斯泰受此思潮感应，完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罕有的描写战争题材的不朽杰作——史诗性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该作品在艺术上颇具独创性——兼有史诗、编年史和历史小说三者的特色；情节复杂、人物众多、规模恢宏、气势磅礴，像现实生活本身那样五彩斑斓、丰富多姿。它以1812年反抗拿破仑侵略的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事件，以包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别竺豪夫（均属庄园贵族）和库拉金（属宫廷贵族）四大贵族世家的生活为情节线索，揭示这样一个核心主题：描写战争严酷考验下的俄罗斯民族的命运，赞颂俄国民众身上蕴藏着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指出人民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
所谓“托尔斯泰主义”，即是指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在19世纪80年代世界观发生激变后，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所形成的一套“济世”理论。其主要内涵是宣扬“不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表现出托尔斯泰反对暴力革命、竭力从宗教、伦理中寻觅社会出路的企图。作者晚年思想与艺术上的这一显著特征，在其长篇杰作《复活》中有着集中体现。该小说的问世，标志着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了顶峰。
此时的托尔斯泰仍然站在贵族阶级的思想立场上，继续探索进步贵族青年的社会出路问题。《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列·包尔康斯基、别竺豪夫·彼尔就是其精心塑造的理想的正面贵族典型，属于托尔斯泰笔下那一类自传性探索型系列形象。他们两人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和精神探索，最终殊途同归，都达到“为上帝而活着”、“爱一切人”的道德境界，流露出与后来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一脉相承的，博爱忍让、顺从天命、不抵抗邪恶的“卡达拉耶夫精神”的道德说教。
世界观的激变，引起其文艺思想与艺术创作的某些显著变化：一方面对沙皇专制的俄国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进行最猛烈的批判，表现出“撕破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则又不遗余力地进行“托尔斯泰主义”的道德说教，把“爱一切人”、“不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当作消除社会罪恶、改造现存制度的根本途径。
70年代至托尔斯泰逝世，是他的创作晚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质变——同贵族地主阶级决裂，从原先的贵族地主阶级立场转到了封建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此时的托尔斯泰从基督教教义、东方古典哲学（如孔孟儒学、老庄道教和印度佛教）中兼收并蓄，杂糅成托尔斯泰式的教义——“托尔斯泰主义”。
对于托尔斯泰这样一位思想及其创作不乏矛盾复杂性，但对俄国乃至整个世界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力的伟大作家，列宁曾全面而深刻地科学评析道：“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既表现了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弱点，也表现了它的威力和局限性。……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思想与情绪的表达者，托尔斯泰又是伟大的”；因而他堪称是“反映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