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阵地上作战是不可能的。”他说。库图佐夫惊奇地对他瞧瞧，要他再说一遍。等他说完，库图佐夫向他伸出手去。
“不论我的头脑是好是坏，我可不能再依靠谁了。”他说着从凳子上站起来，骑马到菲里去，那里停着他的马车。
别尼生选择了阵地，表现出热烈的俄罗斯爱国感情，坚持保卫莫斯科。库图佐夫听到他的话，不能不皱眉头。库图佐夫对别尼生的用心了如指掌：如果保卫失败，就把责任推到库图佐夫身上，因为他不战而退，一直退到麻雀山；如果胜利，那就归功于自己；如果他的建议遭到拒绝，那就可以推卸放弃莫斯科的罪责。但现在老人家并不关心这个阴谋。他关心的是一个可怕的问题。而那个问题的答案他没有从任何人的嘴里听到过。现在他关心的问题只是：“难道真是我让拿破仑来到莫斯科的吗？我什么时候这样做的？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是昨天我命令普拉托夫撤退时，还是前天晚上我打了瞌睡，吩咐别尼生下的命令？还是更早一些？……但这件可怕的事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决定的？莫斯科不得不放弃。军队不得不撤退。那样的命令非下不可。”他觉得发这样可怕的命令，等于交出军队的指挥权。不仅如此，他爱好权力，惯于当权（他在土耳其普罗卓罗夫斯基公爵手下任过职，普罗卓罗夫斯基公爵得到的荣誉使他愤愤不平），他自信他命里注定要做俄国的救星，因此违反皇帝圣旨，遵从民意，当选为总司令。他相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统率全军，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敢于对抗常胜不败的拿破仑。他想到他不得不发的命令，不禁毛骨悚然。但他必须作出决定，必须制止周围过于自由的谈话。
他把几位高级将领召到跟前。
“把手伸出来，”库图佐夫说，翻过他的手，摸摸他的脉搏说，“你有病，老弟。你想想，你说的是什么话。”
俄军从鲍罗金诺撤退，驻扎在菲里。叶尔莫洛夫奉命视察阵地后，回到陆军元帅那里。
库图佐夫在离陶罗戈米洛夫门六俄里的波克朗山下了车，坐在路边凳子上。一大批将军围着他。拉斯托普庆伯爵从莫斯科来，也和他们待在一起。这些显要人物三五成群，各自谈论着阵地的利弊、军队的状况、提出的计划、莫斯科的局势和一般的军事问题。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军事会议，虽然他们不是奉命来开会的，也没有人说这是开会。大家谈的都是公事。即使有人谈到或问到个人私事，也总是悄悄说几句，很快又回到公事上来。没有人说笑话，没有人发笑，就连笑容都看不到。大家显然都想保持严肃庄重的神色。每一群人谈话时都竭力想离总司令近一些（他的凳子成了几群人的中心），并且说得使他能听见。总司令听着，有时请他们把话重复一遍，但他自己并不参加谈话，也不发表意见。他听了一群人的谈话，往往现出失望的神情（仿佛他们所说的，绝不是他希望听到的），并且转过身去。有人谈到选定的阵地，他们所批评的与其说是阵地，不如说是选定阵地的人的智力。有人说，错误早就犯了，仗应该前天打的。有人讲到萨拉曼卡战役，那是刚来不久的穿西班牙军服的法国人克罗萨尔介绍的。（这个法国人同一个在俄军服役的德国亲王研究了萨拉戈萨的被围后，认为可以用同样方式保卫莫斯科。）拉斯托普庆伯爵在第四群里说，他同莫斯科民兵准备在京城城墙下为国捐躯，但他仍因当时不了解情况而感到遗憾，要是他早知道情况，局面就会不同了……第五群人炫耀他们深奥的战略思想，谈到军队应该选择的方向。第六群人谈的完全是废话。库图佐夫的脸色变得越发焦虑和悲伤了。从所有这些谈话中库图佐夫明白一件事：保卫莫斯科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是有个疯狂的总司令发出作战命令，那就会出现一片混乱，而仗还是打不起来。仗之所以打不起来，是因为高级指挥官不仅认为无法守住阵地，而且他们所讨论的只是阵地必然弃守后的局面。既然司令官们认为无法守住阵地，他们又怎能带领军队上战场呢？下级军官，甚至包括士兵（他们也在议论），也认为阵地无法守住，他们既然认为必败无疑，当然也就无法作战。如果说别尼生仍坚持守住这个阵地，别人也还在进行讨论，那么，这问题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争论和阴谋的借口罢了。这一层库图佐夫是明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