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莎病得很厉害,因而她的病因、她的行为和她同未婚夫解除婚约等事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对她本人和对她的父母都是件好事。她病得十分厉害,不吃,不睡,不断咳嗽,眼看着在瘦下去。医生暗示她的父母,她的病情已很危险。这样大家也就不去考虑,发生这些事她该负多少责任。大家一心只想着怎样治好她的病。医生们来看病,有时来会诊,用法语、德语、拉丁语说了许多话,相互指摘,凭各人的医术开出各种各样的药方。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他们无法知道娜塔莎的病,因为一个活人所生的病本来就是无法知道的,因为各人有各人的特点,各人有各人特殊的、新奇的、复杂的、医典上所没有的病,那不是肺病、肝病、皮肤病、心脏病、神经病等等,而是这些器官的综合症。这种简单的道理医生想都没有想到(就像巫师不会想到他的巫术不灵一样),因为治病是他们的终身职业,他们以此为生,并把最好的年华花在这上面。但医生不懂这个道理,主要因为他们断定自己是有用的,他们对罗斯托夫一家人的确有用。他们之所以有用,并非因为他们强迫病人吞服许多有害的东西(这种害处不容易察觉,因为用量很小),而是因为他们能满足病人和爱她的那些人精神上的需要。这也是永远会有江湖郎中、巫婆、顺势疗法和对抗疗法的缘故。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总是希望减轻痛苦,得到同情,别人有所行动。这些江湖郎中、巫婆等就能满足人类这种原始的需求,就像孩子要求人家抚摩一下碰痛的地方一样。孩子摔伤了,立刻投身到母亲或保姆的怀抱,要她们亲亲他,摸摸他痛的地方。她们亲了他,摸了他,他就觉得好过些。孩子不相信最强大聪明的人会没有办法减轻他的痛苦。于是,减轻痛苦的希望,以及母亲在抚摩肿处和亲他时所表示的同情,使孩子得到了安慰。医生对娜塔莎是有用的,因为他们亲她的肿处,摸她的疼痛,并使她相信,只要派车夫到阿尔巴特街药房,用一卢布七十戈比买一盒包装漂亮的药粉和药丸,病人不多不少每隔两小时吞服一次,就会药到病除,恢复健康。
如果不是遵照医生嘱咐,按时给娜塔莎服药、饮食、吃鸡肉饼,并安排其他一系列生活细节(这些也是一家人的工作和安慰),那么,宋尼雅、伯爵和伯爵夫人还有什么事可做呢?他们怎能坐视娜塔莎虚弱下去,消瘦下去,而不采取措施呢?他们认为这些措施越严格,越复杂,心里越感到安慰。伯爵如果不为娜塔莎的病花掉几千卢布,而且为了使她康复不惜再花掉几千卢布;如果女儿的病没有好转,他还得再花几千卢布把她送到国外,请名医会诊,如果他不能详细讲讲,梅蒂维埃和费勒怎样不懂医道,而弗里茨如何高明,摩德罗夫更有本领确诊,眼看爱女害病他又将怎样过呢?伯爵夫人如果有时不同害病的娜塔莎吵吵嘴,责备她没有完全遵照医嘱,她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你要是不听医生的话,不按时服药,你就永远别想好起来!”她忘记了忧虑,恼恨地说,“你可能变肺炎,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肺炎这个词大家都不懂,因此她能说出这个词,就感到很得意。
罗斯托夫伯爵夫人接到娜塔莎生病的消息,尽管自己尚未康复,身子还很虚弱,就带了彼嘉和全家来到莫斯科。罗斯托夫一家就从阿赫罗西莫娃家搬到自己家里,在莫斯科定居下来。
宋尼雅愉快地意识到,开头三夜她没有脱过衣服,严格遵照医生的嘱咐办事,直到现在还常常熬夜,为的是按时从金盒子里取出有点毒性的丸药给娜塔莎服用。如果不这样,宋尼雅又能做什么呢?
就是娜塔莎本人,嘴里虽说没有一种药能治好她的病,这一切都是胡闹,但她还是高兴看到,大家为她作出那么多牺牲,她必须按时服药。她不遵从医生嘱咐,不相信医生治疗,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并因此感到得意。
娜塔莎的病症是吃得少,睡得少,有点咳嗽,没有精神。医生们说,病人离不开医药,因此得把她留在空气恶浊的城市里。这样,罗斯托夫一家一八一二年夏天就没有到乡下去。
娜塔莎虽然吞服了许多药丸、药水和药粉(肖斯小姐爱好收集小瓶和小盒),虽然离开了过惯的乡村生活,但青春还是起了作用:娜塔莎的悲伤被日常生活所冲淡,渐渐过去,不再那样折磨她的心灵,她的身体也逐渐康复了。
医生每天来给她把脉,看舌苔,不理会她那沮丧的脸色,跟她说说笑笑。不过,当医生走到另一个屋里,伯爵夫人慌忙跟着他进去时,他就换上严肃的神色,若有所思地摇摇头说,危险是有的,但他希望最后一种药能见效,不过得等等看,还说她的病多半是精神上的……
于是伯爵夫人竭力悄悄地把一枚金币塞到医生手里,并且每次总是宽慰地回到病人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