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神圣的古都！”库图佐夫突然说，愤怒地重复别尼生的话，借此引起大家注意他的虚伪腔调，“对不起，阁下，这话对俄国人可毫无意义。”库图佐夫笨重的身子向前倾，“这样的问题不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我请各位来讨论的是军事问题，具体地说：拯救俄国要靠军队。是冒损失军队和莫斯科的危险而应战呢，还是不战而放弃莫斯科？我想知道你们对这个问题的高见。”他往椅子背上一靠。
别尼生在会议一开始就问：“不战而放弃俄国神圣的古都呢，还是保卫它？”大家沉默了好一阵。个个脸色阴沉。在一片肃静中只听见库图佐夫愤怒的喘息和干咳声。一双双眼睛都望着他。玛拉莎也望着“爷爷”。她最靠近他，看见他皱着眉头，好像要哭的样子。但这个局面没有持续多久。
“您该休息了，大人！”施耐德说。
讨论开始了。别尼生还不肯认输。他同意巴克莱等人认为不可能在菲里城下进行保卫战的意见，但他充满俄国式爱国感情和对莫斯科的热爱，提出夜间把军队从右翼调到左翼，第二天进攻法军右翼。意见分歧，对他的建议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叶尔莫洛夫、陶霍杜罗夫和拉耶夫斯基赞成别尼生的意见。这几位将军不知是出于保卫京城的自我牺牲精神呢，还是出于其他考虑，但他们仿佛不懂，这次会议不可能改变事态的发展，莫斯科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其余几位将军懂得这一点，放下莫斯科问题，谈论军队撤退时应取的方向。玛拉莎目不转睛地望着眼前的事，对这次会议有她的想法。她觉得事情就在于“爷爷”同“长袍”两人之间的争论（她管别尼生叫“长袍”）。她看到他们谈话时相互发脾气，她在心里偏袒“爷爷”。在谈话中间，她发现“爷爷”调皮地向别尼生瞟了一眼，接着她高兴地看到，“爷爷”对“长袍”说了些什么，说得“长袍”哑口无言。别尼生突然脸红起来，怒气冲冲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使别尼生激动的原因是，库图佐夫不慌不忙低声分析了别尼生建议（夜间把军队从右翼调到左翼以攻击法军右翼）的利弊。
农家的杉木桌上摆着地图、作战计划、铅笔和纸，四周聚集了那么多人，勤务兵只得又搬进一条长凳放在桌旁。叶尔莫洛夫、凯萨罗夫和托里就坐在这张长凳上。在圣像下的首席上坐着巴克莱·德·托里，他前额很高，秃头，脸色苍白，满脸病容，脖子上挂着圣乔治勋章。他发烧已有两天，此刻浑身发冷酸痛。他旁边坐着乌瓦罗夫。乌瓦罗夫迅速地做着手势，向巴克莱低声（人人说话都是这样）报告着什么。矮小圆脸的陶霍杜罗夫扬起眉毛，双臂交叠在肚子上，留神地听着。另一边坐着奥斯吉尔曼-托尔斯泰伯爵。他一手托着宽阔的大脑袋，眼睛炯炯有神，仿佛在想心事。拉耶夫斯基现出不耐烦的神情，习惯成自然地卷着两鬓上的黑发，时而瞧瞧库图佐夫，时而望望房门。柯诺夫尼岑刚毅、俊美而和善的脸上浮起亲切而调皮的微笑。他遇见玛拉莎的目光，向她挤挤眼，引得女孩忍不住笑了。
下午二时，在农民萨伏斯季扬诺夫家较好的宽敞的正房里举行军事会议。一家老少只好都挤在后房。只有萨伏斯季扬诺夫的六岁小孙女玛拉莎留在正房的炕上。总司令喜欢她，喝茶时还给了她一块糖。玛拉莎又胆怯又高兴地从炕上瞧着将军们的脸、军服和十字勋章。这些将军一个接着一个走进屋里，分坐在圣像下的宽大凳子上。“爷爷”（玛拉莎心里这样称呼库图佐夫）自己单独坐在炕后的黑暗角落里。他身子深陷在折椅里，不断清着喉咙，拉着军服领子，领子没有扣上，但仍卡着他的脖子。进来的人一个个走到总司令面前。总司令同有些人握手，向有些人点头。副官凯萨罗夫想拉开库图佐夫对面的窗帘，但库图佐夫生气地对他摆摆手。凯萨罗夫明白，总司令不愿让人家看见他的脸。
“这事我没有想到，”他对深夜进来的副官施耐德说，“这事我没有想到！这事我没有想到！”
大家都在等待别尼生。他借口重新视察阵地，其实在吃他那顿美味的午餐。大家在等他，从四点等到六点。在这段时间，大家没有讨论，只有低声闲谈着。
库图佐夫把将军们打发走了，双肘搁在桌上，坐了好一阵，一直想着那个可怕的问题：“放弃莫斯科究竟是什么时候决定的？这问题究竟是什么时候定下的？谁应负这个责任？”
讨论又恢复了，但常常中断，因为大家觉得没有更多的话要说。
在一次间歇时，库图佐夫长叹一声，仿佛有话要说。大家都向他转过头去。
“不行！他们将像土耳其人那样吃马肉！”库图佐夫没有理他，却大声吆喝，用浮肿的拳头敲着桌子，“他们也要吃马肉，只要……”
“诸位，看来我得为打碎的瓦罐付出代价了！”他说，接着他缓缓地站起来，走到桌子旁边，“诸位，你们的意见我听到了。有几位可能不赞成我的意见。但我，”他停了停，“凭皇上和祖国授与我的权力，我命令撤退。”
接着是暂时的沉默，但大家都觉得沉默了很久。
玛拉莎从高板床上小心地爬下来，光脚板踩着上炕的台阶，在将军们的腿脚之间磕绊着，溜出门去。家里人早就在等她吃晚饭了。
直到别尼生走进屋里，库图佐夫才从角落里出来，坐到桌子旁边，但没有让烛光照到脸上。
有几个将军低声向总司令说了些什么，语调同在会上说话时完全不一样。
接着将军们庄严而沉默地散去了，就像丧礼结束那样。
“诸位！”库图佐夫说，“我不能赞成伯爵的计划。在敌人鼻子底下调动军队总是危险的，军事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库图佐夫似乎在思索，找寻例子，他那明亮天真的目光瞧着别尼生，“哦，就拿弗里德兰战役来说吧，我想，伯爵一定记得很清楚……不很顺利，就因为我们在离战场太近的地方重新部署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