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所有的商业电影在推出市场的时候都会考虑档期，但只有少部分的电影是在编写剧本的阶段就去想应节的事。情人节看爱情片自然不错，但2月14日那天以外难道就不能看爱情片了吗？港产贺岁电影则不然，从片名（例如《八星报喜》）到色调（又红又金的服装和美术），从剧情（不是喜剧就是闹剧）到演员阵容（尽量地大卡司大堆头），完完全全就是为了给中国观众在年假里看的。春节一过，它们就成了普通不过的烂片。对了，贺岁片的第一原则，就是它们都很烂。
典型的贺岁片一定要讲彩头，不能悲不能苦，得让观众从头笑到尾，不假思索、纯粹本能、完全肉体地笑。因此贺岁片往往把电影学者大卫·鲍德威尔（David Bordwell）所说的那种“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的香港电影特色推到极致。儿戏的反串，粗糙的桥段，幼稚的剧情是对贺岁片最简单也最传神的描述。挖鼻子擦屎，拿身体残障和性取向开玩笑，再下流再不合乎现代文明要求的东西都不避讳。总之结局得一片喜气洋洋。
正如中古欧洲城镇一年一度的嘉年华会，几天的狂欢颠覆了社会秩序，以笑声逃逸一切严谨的常规。虽然被嘲笑的对象绝对不乏社会中的弱者，但这种笑闹到底不是日常生活里厌弃的冷淡目光，甚至还可以反过来让观众回归日常之后更宽容，也让被笑闹的对象多了一重舒张的空间，不再是那个总得被远远隔开的边缘群落。过年看贺岁片就像东北老乡看二人转，看的时候身心松弛，看完之后未必立刻道德败坏。写到这里，我想我终于发现自己去看《喜马拉雅星》的理由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去看了韦家辉的新作《喜马拉雅星》。人人都说这是部几乎回到80年代廉价港产娱乐烂片的反智之作，人人也说这是部拿中国人想象中的印度文化开玩笑的政治上极不正确的大示范。果然，它很烂很反智很政治不正确，但我对它还是有些珍惜。珍惜《喜马拉雅星》是因为它在市场上被定位成“贺岁片”，一种越来越少的类型。
贺岁片还必须热闹，哪些明星当红讨观众喜欢就都一把拉来，凑合在一块儿。在这种情形底下，演员特不认真，换个说法就是演得“特别放”。其实他们又何须认真呢？首先在短短九十分钟（贺岁片也不可过长）的兵荒马乱之中，那种剧本那点戏份有谁在意？更重要的是观众这天打定主意不是来看一部作品，相反他们是来瞧热闹的。这天演员就是演员本人，而不是他们扮演的角色。就像成龙电影的结尾一定有他从十楼摔下来痛得喊娘的NG镜头一样，典型的贺岁片也一定有拆穿戏剧表象的尾巴，那就是大伙们一起对着镜头向观众拜年恭喜发财。成龙知道大家是来看他表演历尽艰险的奇观，贺岁片演员也知道观众的目标就是明星本人。贺岁片三个字的重点是“贺岁”，不是“片”。
从艺术的角度要求，贺岁片是垃圾。饱读文化研究理论，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人，更不耻于贺岁片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身体歧视，但贺岁片却是最有中国传统民俗戏剧味道的类型电影。台湾历史学家李孝悌在《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与生活》里，引用了俄罗斯思想家巴赫金研究中古欧洲民间文化的结果，认为明清二代的民俗戏剧喜欢拿肥胖、大脚、丑妇和男色来开玩笑，把所有世俗社会里不合常规的行为和不端正的品质，通通化作虚构的舞台上戏谑搞笑的素材。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不宜以现实生活中的批判眼光观之，而要理解在看戏的我们笑闹过后，百姓“可能用一种宽容、承认现实的态度，坦然面对生命中的各种造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