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接下来就轮到默罗自己成为目标了，麦卡锡的党羽开始调查他是否也和共产党有关，还说：“我并不是说默罗是个共产党员，但要是一个东西看起来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而且叫起来都像鸭子，那它就一定是只鸭子。”大祸临头的默罗要比麦卡锡更懂得操作媒体，于是在1954年的3月9日做出了一集改变历史的电视节目。
就在这时候，默罗站出来了。他和同事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要对抗势力如日中天的麦卡锡。他们发现有个空军气象员被解雇，理由是他的父亲和妹妹被指控为共产党的同情者，除非他肯公开和家人断绝关系才能保住工作。默罗在他主持的“See it Now”里报道了这宗不合理的冤案，迫使空军收回成命，复聘那个可怜青年。他算是胜了第一仗。
当然，光是拥有非凡的主持技巧和采访能力，还不足以让默罗变成一个英雄，更谈不上伟大。令一个新闻人伟大的，终究是他的道德、勇气与原则。美国每出一个和媒体有关的丑闻，大家就爱说“默罗一定会死不瞑目”（Murrow is rolling over in his grave），可见默罗已经成为新闻界的精神标杆。那么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呢？
“This is London”，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守在收音机旁的美国人都很熟悉这句话，一听就知道又有大洋彼岸的最新战况了。今天伦敦又被轰炸了吗？丘吉尔又要发表演说了吗？盟军何时反攻？黎明快要来临了吗？而在烽火之中用独特嗓音为他们报道消息的也是默罗。
在这集节目里面，默罗把历年来麦卡锡说过的话精心剪辑起来，用画面直接说明这个人的前后矛盾和混乱逻辑。默罗在这集节目的制作过程中对恐慌不已的同事们打气的话，已经成为经典名言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再威吓整个国家，除非我们都是他的共犯。”壮哉斯言，如果一整个国家都能陷入恐惧造成的疯狂，那一定不只是少数几个人的责任，而是全体国民都成了“共犯”。问题就在于有没有人敢不去同流合污，甚至做第一个走出洞穴的人。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冷战接着上场的年代，过去的盟友苏联转眼就成了美国的敌人，而另一个盟友国民党丢掉中国内地的速度竟比一眨眼的工夫还快，再来就是火辣辣的朝鲜战争了。突然之间，“共产主义的幽灵”飘浮在美国人的心中，恐惧的压力只欠一根火柴就可点燃。负责燃亮它的，就是野心勃勃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
一个新闻工作者拯救了一个国家，这是历史上前无古人后亦未必有来者的个案。今天的美国正随着“反恐战争”逐渐显现麦卡锡阴影重临的险象，一向反对布什的乔治·克鲁尼此时推出纪念此光辉一役的《晚安，好运》，岂非无因？
2006年的奥斯卡最佳电影的提名名单里，我最感兴趣的不是《断背山》，而是乔治·克鲁尼拍的《晚安，好运》（Good Night，and Good Luck）。因为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是爱德华·R·默罗（Edward R.Murrow），一个所有做新闻搞媒体的都该认识的人，他有“美国电子传媒新闻史上最伟大的记者”之称，甚至还被尊为“广播界的耶利米先知”。
今天大家扭开电视看CNN，总会听到一句铿锵的“This is CNN”，而重音放在“this”之上。这是美国许多电视网惯用的台号模式，其来源则是CBS广播网的“This is CBS”。最早用这句片语、这种腔调来念台号的，正是当年任职CBS的默罗。
1938年3月13日，希特勒要去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标志着奥地利正式并入第三帝国。默罗和他散布欧洲各地的同事利用当时简陋的技术，连线做了一个叫做“European News Roundup”（欧洲新闻摘要）的特别节目，即时报道全欧洲对这件大事的反应。默罗自己则坐镇维也纳，读出了这个革命节目的第一句话：“This is Edward Murrow speaking from Vienna... It’s now nearly 2:30 in the morning. and here Hitler has not got arrived.”（我是正在维也纳的爱德华·默罗……现在大约凌晨两点半，而希特勒仍未到达）。因为太受欢迎了，这个特别节目后来发展成CBS常设的“News Roundup”，直到今天，它已是电视史上最长寿的栏目了。
默罗敢，而且他赢了。这个节目的播出一下子唤醒了全美国的主流传媒，让大家发现国王原来没穿衣服。整个形势就在一夜之间扭转，现在要为自己辩护的反倒是麦卡锡自己了。该年年底，美国参议院正式通过对麦卡锡越权的谴责案。麦卡锡终于垮台了。
麦卡锡利用国会的调查委员会四处发炮，一天到晚就说自己手上有多少潜伏在美国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以他的伎俩，本来并不足以打动任何有理性的人，但一来环境使然，二来他又特别擅长利用媒体。于是一场祸延美国多年的麦卡锡主义和“白色恐怖”就盛大地登场了。当时只要有人发表同情工人或低下阶层的言论，就会被无限上纲地冠以“共党间谍”的帽子。有俄国血统的名人更是必须公开痛骂苏联，否则也会有叛国的嫌疑。一时间人人自危，告密的告密，坦白“交代”的坦白交代，就像美国版的“文革”。麦卡锡气焰之盛，几乎连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任总统都搞他不定，政府各级官员都要让他三分，以防背上不爱国的罪名。
这就必须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盛极一时的“麦卡锡主义”说起了。没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大概很难想象美国也有过这么疯狂的时期：查理·卓别林为了抗议迫害而远走欧洲；“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因为不想再参与杀人武器（氢弹）的研发，被调查员当作间谍般审问；无数的公务员、明星和学者被无理地指控，然后沉默退隐；很多地方的公共图书馆把马克思、潘恩（Thomas Paine）、马克·吐温的书，甚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列为禁书，乃至于付诸一炬。而这一切，全是因为“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