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意义底下，《狗咬狗》还不算是一部变态的“Cult片”，因为导演自己在电影里就已给出了暴力的理由。他以剧情和无所不用其极的音像设计告诉观众，陈冠希的冷血是有原因的，李灿森的蜕变也是有源头的。他们都是环境的造物，是环境令他们成了野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使得他们人性渐退，兽性渐显。
换句话说，我们真正不能忍受的是没来由的暴力，而非任何暴力。我们知道恐怖分子杀人也有他们的理由，可是我们的文化常识告诉我们那不算理由。当我们在影像上看到一些没有前文后理，如从天降的恐怖画面时，我们往往会忍不住说一声“变态！”这句“变态”与其说是那些场面的背后原因，倒不如说是我们缓解自己压力的解释。因为“变态”是可以解说所有不可思议之事物的万能钥匙；只要是“变态”的，再变态的东西也都有了位置，有了说法。这就有点像发生了意外之后，人们暗自咒命不好。
晓得有这一幕，我也就不用再花笔墨去说陈冠希后来残杀整队警员，他与李灿森的最终对决有多惨烈了吧？作者郑保瑞是香港近年最值得关注的导演之一，他本来就有走“Cult片”路线的倾向，到了《狗咬狗》就更是义无反顾。为了拍柬埔寨郊野与香港垃圾场的荒凉，他干脆把色彩打得一黄到底；为了突显两位主角野狗般的本性，他不惜反复使用狗吠的声音效果。这种做法很能震撼阅历不丰的观众，奉之为夸耀暴力的“Cult片”新典范。但是对见多识广的影评人来说，就像吾友汤祯兆所说，“不少人以为把电影的色调统一，又或者贯穿同类型的配乐，就可以建立导演的风格”，实则过度的重复只会令人生厌，“变成为负累的想象力贫乏及缺乏变化的证据”。
但是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被《狗咬狗》那连篇累牍的暴力吸引，那是为什么呢？我想起前些年伊拉克恐怖分子割掉被俘美军首级的那条著名短片，其实它的可怖程度与不少《狗咬狗》这类以过度暴力著称的电影不相伯仲。但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不敢按下鼠标，让电脑屏幕播出那骇人的终极片段，却又可以接受电影里的虐杀场面，甚至甘之如饴呢？它们的不同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首先想到的答案自然是真假之别，《狗咬狗》是虚构的剧情片，恐怖分子拍的却是真实的杀人记录。可是我觉得这里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使得暴力可被接受的机制之有无了。
其实《狗咬狗》只不过是个样本，我用它说明的是文化里无处不在的暴力元素。电影、音乐、电子游戏和电视都有越来越张狂的暴力，但它们多半都被约束在一个安全范围之内，都在主流大众可以理解的世界之内。而某些哲学家所说的“纯粹暴力”和“纯粹邪恶”，可不是我们随便能看到的。就算真有人敢去触摸边界，也很难找到人投资出版。极致的暴力总在世界的彼岸。
如此一来，《狗咬狗》的暴力就说得通了，因为人性底下的本能是兽性，文明的背后是野蛮这种道理是主流文化里的常识，任谁都一听就懂。接下来我们就能回味那些用刀剖腹、以石桩爆头的片段了；它们在感官上带来了逾越界限的快感，同时又不超出理性的范围。所以《狗咬狗》虽是一部挑战观众的电影，但它的挑战就和“笨猪跳”（蹦极）一样，后头系了一条安全索，有玩命的刺激没有玩命的危险。
除了真实的斩首短片之外，影像史中并不乏同样令人目不忍睹的虚构作品；比起它们，《狗咬狗》的血腥简直就像热狗里挤出来的多余番茄酱，虽然叫人不快，但还不至于难以下咽。它们之间的不同就在于有没有一个逻辑，一套脉络与一组机制，去合理化呈现暴力的片段，让它比较说得通，让它比较合乎常识，让它从突然的喷血变成溢出的茄汁。
最近看了不少以暴力场面著称的电影，其中一部是去年上映，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又重新展映的《狗咬狗》。还记得当时有许多影评人称之为“Cult片”，意思是它剑走偏锋，不合主流心态，却又别具另类的趣味。怎么个偏锋法呢？且看片中第一个惊心动魄的杀人场面：陈冠希饰演的柬埔寨杀手就是在扮演警员的李灿森面前，劫持了他的同胞，再不急不徐地用一根铁刺横贯了人质的咽喉。这一幕已完全违反了一般警匪片观众的期待，一个被追捕的恶徒怎能害手中的人质呢？难道他不要命了吗？更何况他是用这种示威式的残暴手法杀人呢，双眼直直盯住持枪的李灿森，右手却毫不犹疑地把铁刺缓缓插进人质的咽喉，直到它从另一侧洞穿而出。观众的反应想必就和片中的李灿森一样，在死者阵阵的叫声中目瞪口呆，脑中一片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