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德兰顿皱皱眉头：“是的，那重要吗？”
当一个技术人员把我的手指按在一个黑黑的垫子上，然后又一个一个地印在一张纸上时，我尽我所能地，很艰难地让他们明白都发生了些什么事。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问道。
无论我多么急切地想要回家，医生还是到第二天早上才放我走。那个州警开车带我回丹佛。我的右手腕上医生给我静脉注射的地方感到很疼。
“是丹宁先生吗？”
我们拐进我家所在的那条街时，我看到了我们的维多利亚式的房子前面的枫树，在我的行车道上有一辆搬运车和一辆四轮的运货车，还有一辆丹佛警车停在路边。远处是一些其他的车和两辆地方电视台的卡车。
点头的动作使我感到头晕。
“如果……会有所帮助的，”派德兰顿瞥了一眼从缠在手上的绷带里支出的我的手指，“我们需要取一下你的指纹。”
“你看起来不太舒服，丹宁先生。你最好坐下。”韦伯把我领进起居室，另外那些人向边上让了让。“我给你倒点儿水。”
“楼梯顶端往左，”我觉得透不过气来，“房间在大厅那头，右边。”
“我越尽快回答，就越能尽快找回我的家人。”
尽管医生给我注射了液体，我还是感到干透了似的。侦探端了满满一杯水回来时，我迷惑了一下，似乎这是他的家而我是一个客人。我用缠着绷带的手笨笨地接过玻璃杯，大大地喝了一口。我的胃咕噜噜的提出了抗议。
用了好长一会儿，我才明白这个侦探在说什么。前一天晚上进了房子的警察说凯特和贾森不在家，如果派蒂把他们带进了凯特的沃尔沃，为什么现在这些警察检查顶楼和……我感到一阵恶心，我明白了，他们是在搜查藏匿严密的尸体。
那些男人中的一个，身材矮胖留着小胡子的注意到我在门厅里，走了过来。
“是床上有个棒球手套的那间。”韦伯告诉一个技术人员。
“取我的……但是为什么……”
“我不明白。”
“这样我们就能把你的和那个绑架你家人的人的区分开了。哪个是他的卧室？”
绕开那些散步的人，我看到那个大步向我走过来的电视台的女记者，她胳膊下夹着一个话筒，一个摄影师跟在她后面。来自对手电视台的异性同行正在后面不远处跟着。还有些记者们从另外那些车里爬出来。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我到后来才明白那一眼的含义——他们并不是和我一样有信心能找回我的家人。
“慢点，丹宁先生，我们跟不上你的思路了。”
“我是韦伯中尉。这位是派德兰顿警官。”他指着一个瘦瘦的、胡子刮得光光的年轻人说。
我努力问出了一句：“你们不知道我的妻子和儿子在哪儿吗？”
“他说他不想再要那个糟透的东西了，因为他有了更好的。”
“你觉得有体力回答问题了吗？”
“还不知道。”韦伯说，“州警局传达了你告诉他们的事，但我们需要问你一些问题。”他看着我脸上的擦伤。
我一瘸一拐地穿过草坪时，那个州警伸出胳膊，像一堵墙似的给我挡着。医生借给我的裤子和衬衫松松垮垮地挂在我身上(我自己的都刮破了)，增强了我的虚弱感。我成功地走进了屋子，关上了门，把那些记者喊我名字的声音挡在了门外。
“棒球手套？”我紧张地问道，“在他的床上？”
但是，别的声音代替了它们。一个警官，几个穿运动上衣的男人，还有一些拿着实验设备的人站在起居室里，正互相说着话。
两天没有吃东西了，我应该感到非常饿的，但是，感情上的打击影响了我的胃口。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慢慢地嚼根香蕉，喝几小口橘子汁。
“进屋子里面去。”
“我们检查了顶楼，地下室，以及后面的树丛，没有你的妻子和儿子的痕迹。”派德兰顿说道。
“那只手套很久以前是派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