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掉下了悬崖。我来代替他的位置。”
“布雷德出了意外。”
“你们爱吃吗？”
“我要照顾你们。”他们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我在说，你们爱吃吗？”
“我告诉过你，我要照顾你们。”
沿着一条河应该有一个野营地，于是穿过大霍恩山脉时，我选择了第一个出口。在那儿，我琢磨着是沿着河向北还是向南。路标指示，南面是克劳人印第安居留地。那听起来并不十分隐蔽，于是我向北开下去。
“不够多，但总比没有好。”
“啊，我知道，”我说，“我没法把那个该死的印弄下去。”
“爱吃。”凯特会迅速回答他。
我想问问她附近哪里有野营地，但又觉得太显眼了，于是付了饭钱开走了。在清晨的阳光中，我眯着眼，决定不剪胡子，让它长长盖住下巴上的墨水印。
派蒂可能不太熟悉“斯德哥尔摩原则”，但他是个经验丰富的操纵者，他明白这一点，一段时间后，俘虏们忽好忽坏的情绪会感到疲倦。他们会对一点点好意感激涕零，他们打算接受他们的处境，和绑架者团结在一起。
“照顾我们。”
他说的话算是威胁吗？如果他们给他惹麻烦，他就肯定不会给他们吃的吗？凯特又大口吞下她的饮料，知道这些不足以补充体内需要的流质。
我付款时，柜台后面的女人指着墨水印说：“先生，你——”
“我们是一家的。”
但是贾森呢？他太小了，没受过凯特那样的训练，他一定因为恐惧而近乎精神错乱了。堵着嘴，在后备箱里凯特没法和他说话，她没法教他。
不，这根本不是派蒂想要干的事。
凯特的心沉了下去，似乎她也掉下了悬崖。
那是派蒂的希望，但是他当然还不习惯养活一个妻子和儿子。早餐很快就消化没了，然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午餐和晚餐怎么办。派蒂不会想得很远，但即使他想到了，他又怎么能保持汉堡包和油煎面包不变坏，还有怎么加热呢？他需要买一个冰箱、一个野餐炉、罐子和盘子，还有……要取代我的冲动对实现他的承诺没什么帮助。事情变得太复杂了。那为什么不能认为他出了个差错，放弃了整个计划呢？为什么他就不能对凯特和贾森为所欲为，杀了他们和后备箱里的那个司机，藏起他们的尸体，开车去最近的镇子，丢掉车子，买张公共汽车票，从此再见了呢？这个想法使我发抖。不，那是莱斯特·但丁的做法，我努力使自己确信这一点。莱斯特·但丁会马上杀了贾森，然后开车把凯特带到一个秘密的地方，等他虐待够了，就杀了她把尸体扔进深沟里。他当然不会冒险花时间带着这么多累赘去蒙大拿。唯一讲得通的，就是派蒂绑架了他们，他决定毁了我的生活，使凯特和贾森成为他的家庭成员。
“但是为什么——”
她把乱成一团的头发从脸上拨拉到一边，她意识到得尽可能地把自己弄得像样点。让派蒂把你当成人对待，而不是一样东西。感谢他的款待。要表现得像正常情况下一样。让他愿意为你们尽点力，好从你们的感激中获得满足。
很显然，除非派蒂只在天凉快点儿的晚上开车，否则后备箱里没有人能活下来。但是，他把车停在哪儿了呢？汽车旅馆太公开了，危险。但野营地呢？旅游季节刚刚开始，派蒂可能会找到一个有树又没什么游客的地方。他可以一边听着附近汽车的动静，一边把他的囚徒们从后备箱里搬出来。如果有一条小溪，他们还能洗一洗，那就好多了。
顾不上害怕了，凯特和贾森一定很饿了，他们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汉堡包。
搬动四个行李会使派蒂很烦。多余的东西，多余的累赘。另外，我睡觉时得伸开后腿，让一个后车门开着，我得把车里的灯弄灭——防止车的电池用光。又一件麻烦事。
他还需要食物。在下一个出口，我看到了麦当劳，我开上车道，要了一份鸡蛋松饼、咖啡和橘汁。我在别的车后面排着队时，从后视镜里看到自己胡子拉碴的形象，我皱皱眉。倒不是没剪的胡子令我烦恼，而是我一直在模仿派蒂的想法，却忘了他身上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派蒂下巴上的伤疤。它应该是引人注意的。我从衬衫口袋里抽出一支笔，在派蒂伤疤的位置画了一道。我想知道人们会不会盯着我的下巴看。
公路分岔了。我必须作出选择——沿九十四号公路向东北穿过蒙大拿，进入北达科他州，还是沿九十号向南讲入怀俄明州。我诜了后者。我没有骗自己以为在凭直觉做派蒂做过的。我的决定完全是随心所欲的。
但他的耐心在经受着非常的考验。他唯一能放松的方法是去睡觉。他要打盹儿的时候把凯特和贾森放进后备箱里，这样他们没法逃跑。树荫会挡住阳光，使后备箱不会被晒得致命的热。还有，派蒂不知道自己可能会睡多长时间。他愿意睡上八个小时，但即使开个大大的换气口，如果不是过一段就打开后盖放一放二氧化碳，凯特、贾森和那个被偷车的车主都活不了。两个人吗，似乎会有活下来的机会。如果他们有比三分之一份还多的空气……那时我知道派蒂是故意杀了第二个司机，尽管第一个司机的死亡是意外。
“什么？”
车很少。地都围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我到了一条土路向左转，向河边开去。尽管岸边的灌木和树挡着我看不到水，但我知道路又向右转与河平行了。一条杂草蔓生的路通向树林，我开进去，停在树后面，走上小路，很满意自己把车藏得挺好。
我并不认为这就是派蒂停过的地方，但从逻辑上讲会是个与这相似的地方。派蒂安慰凯特和贾森时忽视了车主。他对他们说，除非被迫，他不会伤害他们，如果他们按照他说的去做，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他让他们出来洗澡时，会留下一个人在后备箱里，把绳子从一个人的腰拴到另一个人的腰上，以确保他们不会跑掉。他会允许他们换衣服。他们吃早餐时，他会在一边琢磨他们。
“我是你的丈夫。贾森，你是我的儿子。”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们？”她选了个合适的时机问道。
“谢谢你给我们准备的饭。”
但我太累了，如果我不找个地方睡觉，我知道我会出事的。派蒂一定也是同样的感觉。即使有肾上腺素撑着，他也开不多远了。一定的，他不敢冒出交通事故的险。他没有驾驶执照，车也不是登记在他名下的。如果引起某个州骑警的怀疑要看看后备箱就麻烦了。这时，太阳升起来了，车里的温度升高了。我想象着后备箱里有多热。不管派蒂抠出的通气口有多大，凯特、贾森和那个车主都得在那个盒子里烤着。阳光把后备箱晒得像烤箱，空气会越发稀薄，使人透不过气来。如果派蒂打算让他们在后备箱里活着，他就得白天休息，晚上赶路。
她只能靠给他使眼色，希望他能明白她的意图，好按照她的意思行事。
“一家？”别有什么反应，即使再惊人的说法也要当做正常。
凯特是那么害怕，她整整一夜都在分析他们面临的危险。她已经清楚，对她来说他们的机会只有一个，就是用她的压力处理技巧来尽力使他放松。
睡觉，我无法再保持清醒了。但是，我一打开后座就看到了我的行李、背包、膝上电脑和打印机。我知道我得把它们搬到前座才能伸开腿。
因为丹佛警察说过，那个死了的女人嘴上粘着胶带，我假定凯特、贾森和那个车主也是一样。我把右手从方向盘上拿下来，盖在嘴上，强迫自己只用鼻子呼吸。春天的过敏反应引起的鼻涕把我的鼻孔堵住了一半。胸口发闷，似乎吸进的气不够用。我必须得集中精力控制我的心跳，放慢呼吸的速度。好像要永远在一个闷热、狭小的空间里不自然地呼吸着那么一点点空气，我受不了了。
凯特努力把眼泪咽回去，重复着派蒂说过的话，加强了它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