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局里的时候，我不得不向人开枪。”佩尼说道。
“我想凯特正确的地方是对她周围的一切都很小心。什么事都会发生。那会儿，我正站在一块岩石上，欣赏着美景。又过一会儿，我的弟弟就把我推进了山谷。”
“杀死他吗？”
“你怎么样？你计划回去工作吗？”
“请叫我布雷德。”
“照顾我的家人。尽我最大的努力去爱凯特和贾森就是我的工作，时刻感谢上帝让我和他们在一起，拥有他们，爱护他们以及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保证他们的安全。”
我抚摸她的肩膀的时候，她实际上都微笑了。
“凯特今天自己进了超市。”
佩尼看着她回到了房子里。“她一直在看什么医生吗？”
我问到他妻子的事。“她好了吗？切片化验的结果怎么样？”
佩尼看上去很困惑。
“这是一个大进步。”我解释说，“她对靠近人群和陌生人有心理障碍。”
在后院，佩尼坐在躺椅上，那是去年派蒂坐着往上盯着我们的卧室的地方。
“我的那个小伙子让我写一部游记，描述一下发生的事以及我的感受。我一个星期和他谈一次。至于有什么作用吗？”我耸耸肩，“他宣称只是说出来还不足以使我明白发生的客观事实。他也说我们经历的心理创伤时间太长了，没有理由期望很快就能恢复。”
我们三个在一家医院里待了一段时间。警方和区律师讯问我，要求知道我为什么不让政府部门追踪派蒂。我尽力地向他们解释发生的事情完全是意外。我怎么能解释清楚，我是担心警方会使凯特和贾森被杀，而不是会得救呢？尽管我一遍遍地否认，他们还是坚持我的动机是狂怒，决定自己对派蒂进行报复。
“有什么作用吗？”
凯特拿来了两杯冰茶。
三个星期之后，我们被允许离开了。我花钱雇人把沃尔沃开回丹佛，凯特、贾森和我从哥伦比亚坐飞机回去。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归来表示了欢迎。他们打来了电话。他们来看望我们。他们为我们办了派对。我们感谢了他们。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心里创伤使我们对社交有了障碍。很难进行微笑和小圈子里的谈话。当我们被问到我们还不准备谈及的细节时，我们也很难说出那些夸张的“大话”。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回来的新闻渐渐不被提及了。电话、来访和邀请渐渐减少了。终于，我们只剩下了我们自己。
“正常可真是个复杂的词儿。我想知道是否能再感觉到正常。在我前一段的生活里，好像我只顾自己受到的伤害，结果弄得周围一团糟，但我太蠢了，没意识到这一点。”
于是我必须要面对大陪审团。我的律师为我辩护，我被控告为近乎认为法律就握在自己手中。然而我怀疑陪审团里有一个成员看过我吊着绷带的断胳膊和脸上的烧伤之后，认为我并没有经受过足够多的苦难。当然凯特和贾森战争难民似的眼神表明他们的苦难够多了。
“她的乳房上的肿块结果是囊肿，感谢上帝。”
“心理医生吗？是啊。”我说，“我们三个都在看医生。”
“我不久就不得不去工作了。”我回答说，“我们的保险金不够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当然还不包括诉讼的费用。”
他的目光集中在他的玻璃杯上。
贾森一直沉默着，他和朋友们在一起时使他的朋友们的父母感到有些不舒服。就凯特本人来说，不论什么时候她不得不离开房子时都会感到紧张。她最后放弃了尝试。唯一的一件好事是，我一刮掉胡子，凯特和贾森一摆脱了迷药，他们就把我和派蒂区分开了。他们不再把我当成一种威胁，尽管如此，我要摸他们时还总是小心地让他们明白我的意思。
我抿了一口冰茶，没吱声。
“谢谢。”我说道。
“我在办案过程中开了枪。休了三个月的病假。耳朵里塞满了劝告。我认为我告诉你的是我变胖和离开局里时的事。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又觉得正常了。”
“有道理。”
佩尼更加专注了。“你真的明白了，丹宁先生？”
“真高兴听到有好事发生。”我说道。
“嗯？”佩尼琢磨着我的话。
我尽可能诚实地面对自己。我尽力去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希望能适应这些事。但是有时我想弄清楚是否能适应派蒂……莱斯特……对我们所做的事。很奇怪，我很难否认派蒂就是莱斯特，现在我接受那两个人是同一个人的说法了。我的弟弟很久以前就死了，是因为我。
我们假装没有注意到她的手在抖动，冰块哗啦哗啦地响着。
“但是你感觉怎么样？你做好重新回到工作中去的准备了吗？”
“现在呢？”
“小心谨慎是个优点。”
有时，在凯特和贾森没注意的时候我观察着他们，想弄清楚他们是否正在好转。不经意之间，我在琢磨他们的目光，透过镜子里，我也在琢磨自己的目光。我们的心里还有恐惧阴影吗？过了一些天，佩尼来了，一个受欢迎的客人。
只有听到回答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屏住了呼吸。
“所以我学会了。你问我是否准备好回到工作里去了，可我正在工作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