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曲在古代的地位不及诗词，散曲家的地位也就不如诗人、词人，尤其是在读书人受到歧视的元代。
宋人不太重视词，所以一般人的文集都未将词作收入，集为专集的更少，但是，他们常常把词单独编辑，附在诗文集后。清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说：“唐、宋以来，作者长短句（即词）每别为一编，不入集中，是以散佚最易。”
三十五岁中博学宏词科，入选翰林院，因不满史馆的冷官生活，很快辞官回豫西登封家中闲居。后被荐举出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再调金中央政府任尚书省令史，移家汴京，经历蒙古围城、崔立叛降、汴京城破、被俘囚押、生离死别等恶梦般的生活。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汴京城破，被蒙古兵俘虏，也结束了他的宦海生涯。
元好问有亡国之痛，所以入元以后，不愿做官。但是，他对元朝并没有太强的敌对意识。汴京城破之后，元好问即向当时任蒙古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荐了五十四个中原秀士，如王若虚、王鹗、杨奂、张德辉、高鸣、李治、刘祁、杜仁杰、张仲经、商挺等，请耶律楚材予以保护和任用。这些人后来在各方面都有建树，十余人《元史》有传。他在元朝生活了二十多年，通过这么多年的观察，他对元朝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尤其对忽必烈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表示赞赏。元宪宗二年（1252）春夏之间，元好问与好友张德辉一起北上去觐见忽必烈，请求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们又提出蠲免儒户的兵赋，忽必烈也答应了。
元好问的散曲，都是遣兴抒情之作，时时也流露出身逢乱世的悲凉。如〔黄钟·人月圆〕《卜居外家东园》二首之一：
元代散曲作家，除极少数人外，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文人，正史不为立传，野史笔记所载也不多，所以，许多元散曲家的生平资料相当匮乏，我们只能尽可能地钩沉辑玄，以期提供给大家最为翔实的作者生平资料和创作情况。
他的散曲，也有稍微明快一些的。比如四首〔中吕·喜春来〕《春宴》（录其一）：
元好问的散曲，尚处在由词向曲转化的过程中，显得雅了一些，但并不如有的人所说的是元散曲“雅化”的信号，而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在初期探索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山西秀容（今山西忻州）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他的祖先，原为北魏皇室鲜卑族拓拔氏，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中，让鲜卑贵族改汉姓，元好问的先祖被赐姓“元”。
元好问的散曲不多，但是却告诉我们，金末元初的文人已经对这一新起的文学形式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不管是直接向民间的俚曲学习，还是将词逐渐演化为曲，他们都已经开始进行尝试。
自天兴二年四月被蒙古兵俘虏，押赴聊城羁管软禁，到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八月结束羁系生活，他作为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冠氏之间达五年之久，恢复自由时，他已经四十九岁了。
春盘宜剪三生菜，春燕斜簪七宝钗，春风春醖透人怀。春宴排，齐唱喜春来。
元好问学问深邃，著述宏富，援引后进，为官清正，在金、元文坛上的地位首屈一指，在当时的名气很大。他的散曲，流传下来的只有六首。但元人散曲，流传下来的都不多，除张可久一人有小令八百五十五首、套数九以外，其余作家留下的作品都没有超过二百首，而且在一百首以上的不足十人。这种现象和那些个人诗集收诗动辄就几千上万首的情况完全不能相比。
散曲被视为民间文学，在正统文人的眼里，始终是下里巴人的东西，元人诗文集中附入成卷散曲的，一部都没有。所以清人辑《全唐诗》收诗尚有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作者二千八百七十三人。近人唐圭璋《全宋词》收词二万余首，作者一千三百三十余人。而近人隋树森所辑《全元散曲》，收小令仅三千八百五十三首，套数四百五十七套，作者不足二百人，远远不能和唐诗、宋词相比。
玄都观里桃千树，花落水空流。凭君莫问，清泾浊渭，去马来牛。谢公扶病，羊昙挥涕，一醉都休。古今几度，生存华屋，零落山丘。
说元好问是散曲家有一点冤枉，这位金代第一大才子是著名诗人、词人、文艺理论家、史学家。仅现在留存的作品，就有诗一千三百八十余首、词三百八十余首、散文二百五十余篇、小说《续夷坚志》二百零二篇。此外还有不少其他著作，如《锦机》《东坡诗雅》《杜诗学》《诗文自警》《壬辰杂编》《金朝君臣言行录》《南冠录》《集验方》《故物谱》等，而散曲仅六首。但是，虽然只有这六首散曲，它们在散曲史上的意义却很重大。
他出生后七个月，即过继给他任县令的二叔父元格（元好问称他为陇城府君）。他自幼聪颖，八岁即能诗，被誉为“神童”。二十一岁前，随继父元格转徙于山东、河北、山西、甘肃的县令任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