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那么漂亮的小胡子。”她回答说，“这不关您的事。”
她的每一个崇拜者都是她所需要的。别洛夫佐罗夫——她有时把他叫作“我的野兽”，有时简单地叫作“我的”——为了她甘愿赴汤蹈火；他不能指望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其他优点，所以老是向她求婚，以此来暗示，别的人只是耍嘴皮子而已。马依达诺夫正符合她心灵的诗的琴弦的需要：他像所有的作家一样是个冷淡的人，他竭力让她，或许也让自己相信，他崇拜她，他在无数的诗中赞美她，用一种既不自然而又真诚喜悦的语调给她朗诵这些诗。她既同情他，又轻轻地取笑他；她不大相信他，听够了他真情的倾诉之后，她让他朗诵普希金的诗，像她说的，为了净化空气。爱嘲笑人，嘴里不干净的卢申医生最了解她——也最爱她，虽然他常在背后和当着她的面骂她。她尊重他，但也不放过他——不时特别幸灾乐祸地让他感觉到，他也捏在她的手心里。“我是个卖弄风情的女子，我没有心肝，我是演员的天性，”有一次她当着我的面对他说，“啊，那好！把您的一只手伸过来吧，我用大头针扎进去，您会在这个年轻人面前感到羞耻，您会痛的，可您，正人君子先生，还得笑。”卢申脸红了，扭过头去，咬起了嘴唇，但最后还是伸出了一只手，她扎了他一下，他果真笑了……她也笑了，一边把大头针扎进去相当深，看着他的眼睛，而他的眼睛徒然地左右躲闪……
我坐下来，读了《在格鲁吉亚的山岗上》。
“‘不爱，它做不到’，”琦娜伊达重复道，“诗歌妙就妙在这里：它告诉我们生活里没有的东西，但它不仅比现有的更加美好，而且甚至更近乎真实……不爱，它做不到——它想这样，但做不到！”她又沉默了，但突然精神一振，站起身来。“我们走吧。马依达诺夫在妈妈那里；他给我送来了自己的长诗，我却丢下他走了。他现在也在难过……只是不要生我的气！”
“是的，”她仍然望着我重复说，“是这么回事。同样的眼睛。”她补充道，然后便沉思起来，双手蒙住了脸。“一切都使我厌烦了，”她轻声地说，“我真想躲到天涯海角去，我忍受不了这一切，我对付不了这一切……前面等待着我的又是什么！……唉，我很痛苦……天呀，痛苦极了！”
“您不会以为我爱他吧？”另一次她对我说，“不，我不可能爱这种人，我只会瞧不起他们。我需要一个自己能制伏我的人……可别让我碰到这样的人，上帝发发慈悲吧！我决不会落到任何人的手里，决不！”
“您很爱我吗？”她终于问道，“是吧？”
有一次，我从熟悉的栅栏旁边经过，看见了琦娜伊达：她两手支着身子坐在草地上，一动也不动。我想小心翼翼地走开，但她突然抬头起来，向我做了一个命令的手势。我站在那里呆住了：我一下子没明白她的意思。她又做了一次手势。我立刻翻过栅栏，高兴地跑到她跟前；但她用目光叫我停住，向我指了指离她两步远的小路。我很难为情，不知怎样才好，便跪倒在小路边上。她的脸那么苍白，每一根线条都显露出那样痛苦的忧伤、那样极度的疲倦，我的心都收缩了，我不由喃喃地说：
“这么说来，您就永远不爱了？”
我记得，她曾经一连几天对我态度非常冷淡，我感到十分胆怯，提心吊胆地跑到他们的配房，尽量待在老公爵夫人身边，虽然那时她正在狠狠地叫骂：她的期票案子进行得很不顺利，她已经跟市警察分局局长做过两次解释。
是的，琦娜伊达尽量拿我开心。在三个星期中，我天天都见到她——她什么把戏没跟我玩过呀！她很少到我们家里来，这并不使我感到惋惜，因为在我们家里她变成了一位小姐，一位公爵小姐，我怕见她。我怕在母亲面前露了马脚；她很不喜欢琦娜伊达，老是嫌恶地注视着我们。我不那么怕父亲：他好像不注意我，很少同她说话，但不知为什么却说得特别聪明和意味深长。我不再用功和读书，我甚至不再在附近散步和骑马。我像一只被拴住脚的甲虫，老是围着我喜爱的配房打转：似乎我愿意永远待在那里……但这是不可能的；母亲老是朝我嘟哝，有时琦娜伊达自己把我赶走。那时，我就关在自己房间里，或者走到花园的尽头，爬到高高的石头暖房尚存的废墟上，从朝着路的墙上垂下双脚，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里，看呀，看呀，但是什么也没看见。我的旁边，一只只白色的蝴蝶在落满灰尘的荨麻上面懒洋洋地飞来飞去；一只勇敢的麻雀落在离我不远的一块破红砖头上，惹人生气地叽喳叫着，整个身子不停地转动，小尾巴张开着；仍然不信任我的乌鸦高高地、高高地待在一棵光秃秃的白桦树顶上，不时发出哑哑的叫声；太阳照耀着稀疏的树枝，风儿吹拂着它们；顿河修道院的从容不迫的凄凉的钟声不时飘过——而我坐在那里看呀，听呀——整个心里充满一种莫名的感觉，这感觉包罗了一切：有忧愁，也有欢乐，有对未来的预感，有希望，也有对生活的恐惧。但当时我对这一些一点都不明白，也叫不出翻腾在我心中的一切的名称——或者，我可以给它们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琦娜伊达。
突然征服了你？
琦娜伊达没有回答我，只是耸了耸肩膀。我继续跪在那里，十分沮丧地望着她。她的每一句话都不由得铭刻在我的心里。此刻，我觉得，只要能使她不再痛苦，我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我望着她——仍然弄不明白她为什么痛苦，但却活灵活现地想象出：在一阵抑制不住的忧伤袭来的时候，她突然走到花园里——便倒在了地上，如同被镰刀齐根割倒一样。周围一片光明和翠绿；风儿吹得树叶沙沙作响，不时摇动着罩在琦娜伊达头顶上那根长长的悬钩子树枝。不知什么地方鸽子在咕咕地叫，蜜蜂嗡嗡叫着，在稀疏的草地上低低地飞来飞去。头顶上的天空泛着柔和的蓝光——而我却感到那么忧伤……
“为什么？”我胆怯地问。
“您何必接待马列夫斯基先生？”有一次我问她。
马依达诺夫突然带着鼻音高声喊道——我的目光和琦娜伊达的目光相遇了。她垂下了眼睛，脸微微地红了。我看见她脸红了，吓得浑身发冷。我以前就嫉妒她，但只是此刻“她爱上人了”的念头才在我脑海里闪过：“我的天呀！她爱上人了！”
“您怎么啦？”
“随便给我读点诗吧，”琦娜伊达小声说，用一个手肘支起身子，“我喜欢您读诗。您读诗像唱，不过这没有关系，这是因为年轻。给我读《在格鲁吉亚的山岗上》吧。只是请您先坐下。”
我最不明白的是琦娜伊达和马列夫斯基伯爵之间的关系。他很漂亮、机智、聪明，但连我这个十六岁的孩子也觉得他身上好像有一种可疑的、虚伪的东西，我感到奇怪的是，琦娜伊达竟没有发现这一点。或许，她已经发现了这种虚伪，只是不在乎而已。不正确的教育、奇怪的交往和习惯、母亲经常在身边、家里贫穷和杂乱无章，这一切——从年轻少女享受的那种自由，从她对周围的人的优越感——养成了她的一种半轻蔑的漫不经心和不苛求的习性。有时，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是难听的流言蜚语传出去了，还是客人们吵架了——她只是甩一用卷发说一句：小事一桩！她一点也不在乎。
“爱您？难道我不爱您吗？”她说，并用手套的指尖打了一下我的鼻子。
我的“激情”是从那一天开始的。我记得，我那时的心情就像是一个刚刚去供职的人的心情：我不再只是个年轻的孩子；我恋爱了。我说过，我的激情是从那一天开始的；我还可以补充说，我的痛苦也就从那一天开始了。琦娜伊达不在的时候，我苦闷：我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做不成，我整天苦苦地想念她……我苦闷……但她在的时候，我心情也不轻松。我嫉妒，我意识到自己无足轻重，我愚蠢地生气和愚蠢地谄媚奉迎，但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仍然把我吸引到她身边，我每一次都怀着不由自主的战战兢兢的幸福心情跨进她房间的门槛。琦娜伊达立即就猜出我爱上了她，而我也没有想隐瞒；她拿我的激情取笑，愚弄、爱抚而又折磨我。成为另一个人最大欢乐和最深痛苦的唯一源泉和不可抗拒而又不负责任的原因——是一件称心如意的事，可我却成了琦娜伊达手中一块软软的蜡。而且不是我一个人爱上了她：到过她家的男人爱她都爱得发疯——她把他们一个个拴住，使他们拜倒在自己脚下。她感到开心的是一会儿激起他们的希望，一会儿又激起他们的担心；由着自己的性子任意摆布他们（她把这叫作使人们相撞），而他们根本没有想要反抗，而心甘情愿地顺从她。她整个身体富有生命力而又美丽，把狡猾和漠不关心、矫揉造作和纯朴、文静和活泼混合在一起，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她的一言一行，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流露出一种微妙、轻柔的妩媚，处处都透出一种独特的勃发奔放的力量。她的脸不断地变化着，也在表演着：它几乎同时表现出嘲讽、沉思和狂热的神情。各种各样的感情宛如有风的晴天的云影，不时轻盈、迅速地从她的眼睛里和唇边飘过。
或许是一个隐蔽的情敌
我一句话也没有回答——而且，我干吗要回答呢？
琦娜伊达伸出一只手，折了一根小草，用嘴咬了一下，便把它抛掉，抛得远远的。
琦娜伊达仍然在玩弄我，像猫玩老鼠。她忽而向我卖弄风情，于是我激动，我陶醉；忽而又把我推开——于是我不敢走近她，不敢看她一眼。
琦娜伊达匆匆握了一下我的手，便向前跑去。我们回到了配房。马依达诺夫开始给我们朗诵他刚刚出版的长诗《凶手》，但我并没有听他朗诵。他拖长调子高声朗读自己的四音步抑扬格诗句，诗韵变换交替，像小铃一样铿铿锵锵，空灵而又响亮，而我一直望着琦娜伊达，一直极力想弄明白她最后几句话的含义。
可是，每当马列夫斯基像狐狸一般狡猾地摇摇摆摆走到她身边，姿态优雅地扶着她的椅背，脸上挂着扬扬自得的、谄媚的微笑向她耳语——而她两手交叉在胸前，凝神望着他，自己也微笑和点头的时候，我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