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少爷，你们这么早就忙活起来了？”她说，一边把鼻烟塞进两个鼻孔里。
“我听到您的声音，”她说，“马上就出来了。您离开我们难道就这么轻松吗，可恶的孩子？”
她迅速地朝我转过身来，大张开双臂，抱着我的头，使劲地、热烈地吻我。天晓得，这个长时间的永别的吻是对谁的，但我贪婪地品尝着它的甜味。我知道，这样的吻再也不会有了。
“我来向您告别，公爵小姐，”我回答说，“大概是永别。您也许已经听说了——我们要走了。”
她挣脱开就走了。我也离开了。我无法表达我离开时的感情。我不希望这种感情以后再出现；但是，如果我从未体验过这种感情，我会认为自己是个不幸的人。
“真的，我不是那样的。我知道您对我的看法不好。”
“啊！”他皱着眉说，“是您啊，年轻人！让我来看看您。您的脸还是那么黄，可眼睛里已经没有早先那些乌七八糟的神情。您看上去像个人样了，不像哈巴狗了。这很好。喏，您怎么样？在用功？”
她转过身去，靠在窗户上。
“他失踪了；据说，到高加索去了。这对您是个教训，年轻人。这全都是因为不善于及时地断绝往来，及时地扯破罗网。看来，您顺利地跳出来了。要注意，可别再陷进去了。再见。”
琦娜伊达凝神地看了看我。
“是的，我听说了。谢谢您到我这儿来。我已经在想，要见不到您了。别记恨我。我有时候曾使您痛苦，但我并不是您所想象的那样。”
我叹了口气，我不想说谎，又不好意思说真话。
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搬回城里，搬回阿尔巴特，那里我们有一栋房子。父亲自己也不想再待在别墅里了。但看得出来，他已经请求母亲不要吵闹。一切都在慢慢地、不急不忙地进行。母亲甚至吩咐去向公爵夫人问候，向她表示歉意，说她身体不好，行前不能和她见面了。我像疯子似的游荡——我只希望一点：这一切尽快结束吧。有一个想法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悠：她，一个年轻的少女，而且还是个公爵小姐，明明知道我父亲是有家室的人，自己又可能嫁人，比如说，嫁给别洛夫佐罗夫，怎么下得了决心走这一步？她究竟指望什么呢？她怎么不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呢？是的，我心里想，这就是——爱情，这就是——激情，这就是——忠诚……我想起了卢申的话：对于有些人，牺牲自己是一种幸福。有一次我在配房的一扇窗户里看到一个白点……“这难道是琦娜伊达的脸吗？”我心里想……确实，这是她的脸。我忍不住了。我不能不向她告别一声就和她分手。我找到个适当时机就到配房去了。
“我？”我痛苦地重复说，我的心依然又在一种不可抗拒的、无法形容的魅力的影响下颤抖起来。“我？请相信，琦娜伊达·亚历山大罗芙娜，不论您做了什么，不论您怎样使我痛苦过，我将永远地爱您，崇拜您，一直到死。”
我们搬回了城里。我不是很快就摆脱掉过去的一切，很快就开始用功了。我的创伤在慢慢地愈合。但说实话，我对父亲没有一点恶感，相反，他在我的眼里似乎更高大了……让心理学家们随便去解释这个矛盾吧。有一次我在林荫道上散步，遇见了卢申，我真是说不出的高兴。我喜欢他坦率、真诚的性格，更可贵的是他唤起了我心中的回忆。我朝他奔了过去。
“怎么了？没听说。”
在客厅里公爵夫人用平时的那种马虎、随便的招呼接待我。
“喏，没关系，”卢申继续说，“别胆怯。最主要的是：要正常地生活，不要被诱惑所动心。否则有什么好处呢？不管浪头把你打到哪里，都不好；一个人哪怕站在一块石头上，也要用自己的双脚站着。我现在老咳嗽……而别洛夫佐罗夫——您听说了吗？”
“永别了，永别了。”我反复说。
“不会再陷进去……”我心里想，“我再见不着她了。”但命中注定我还要再见到琦娜伊达一次。
第二天母亲宣布说她要搬回城里去。早晨父亲到她的卧室去和她单独待了好久。谁也没听见他对她说了些什么，但母亲不再哭了；她安静下来了，也要吃饭了——但她没有出来，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主意。记得，我溜达了一整天，但是没有到花园去，一次也没有朝配房张望——可晚上我亲眼看见一件奇怪的事情：我的父亲挽着马列夫斯基伯爵的胳膊把他从客厅拉到前厅，当着仆人的面冷冷地对他说：“几天前一个人家曾对伯爵大人下过逐客令，可现在我不向您做什么解释，但荣幸地告诉您，如果您再到我这里来，我就把您从窗户里扔出去。我不喜欢您的笔迹。”伯爵低下了头，咬着牙，缩起身子，溜走了。
我看了看她，我的心放下了。菲利普说的期票那个词一直在折磨着我。她一点也没有怀疑……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琦娜伊达从隔壁房间走出来，穿着一件黑连衣裙，脸色苍白，头发披散着，她默默地拉起我的手，把我领走了。
“我？”
“是的，您……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