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浪漫主义风格的？”马列夫斯基问。
“就这一些。”她回答。
当天晚上，几个常客又在扎谢金家聚会了，我也在其中。
“四十多了。”琦娜伊达迅捷地看了他一眼，重复道。
“这些云彩像什么？”琦娜伊达问，而不等我们回答，她又说，“我认为它们像克莉奥佩特拉去迎接安东尼时乘的金船上的紫红色风帆。您记得吧，马依达诺夫，您不久前给我讲过的？”
谈起了马依达诺夫的长诗；琦娜伊达诚心诚意地给予了赞扬。
我们大家像《哈姆莱特》中的波洛涅斯一样，都认为云彩确实同这些风帆一模一样，我们中间谁也想不出更恰当的比喻。
“突然——岸上出现了喧哗声，笑声，火炬，还有铃鼓声……这是一群参加酒神节的女子又唱又喊地跑来了。描写这幅情景就是您的事了，诗人先生……我只是希望火炬是红的，冒着浓浓的烟，祭酒神的女子的眼睛在花冠底下炯炯闪亮，花冠必须是深颜色的。请别忘了虎皮和酒杯，还有黄金，很多的黄金。”
她走到窗前。太阳刚刚落山：天上高高挂着长长的红色的云彩。
“就这一些？”马依达诺夫问。
“啊，就是那本问号都倒着印的书吧？”琦娜伊达打断了他的话。
“是的，还年轻。”马依达诺夫令人信服地肯定说。
“我会描写，”她两手交叉在胸前，眼睛望着一边，继续说，“一大群年轻少女，夜里乘一只大木船——在平静的河上。月亮洒下银光，她们全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戴着白花编织的花冠，她们歌唱，你们知道吗，唱的好像是赞歌。”
“黄金应该放在哪里？”马依达诺夫把自己平直的头发撩到后面，张大鼻孔，问道。
“当然是浪漫主义风格的，拜伦风格的。”
“雨果是第一流的作家，”马依达诺夫辩驳说，“我的朋友顿科舍耶夫在他描写西班牙的长篇小说《艾尔·特罗瓦多尔》里……”
“得啦！您又要开始关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争论，”琦娜伊达又一次打断他的话，“我们最好来玩……”
我很快就回家去了。“她爱上人了，”我的双唇不由自主地小声说，“但爱上了谁呢？”
琦娜伊达不做声了。（“啊！她爱上人了！”我心里又想。）
“可我认为雨果比拜伦更好，”年轻的伯爵随便说了一句，“更有意思。”
“放在哪里？戴在肩膀上、手上、脚上，到处都戴上。据说，古时候女人把金环带在脚脖子上。祭酒神的女子招呼船上的少女到她们那里去。少女们的赞歌停了——她们无法继续唱下去——但她们一动没动：河水把她们冲向岸边。突然，她们中间的一个人慢慢站起身来……这一点需要好好描写描写：她怎样在月光下慢慢地站起来，她的女友们怎样害怕……她跨过船帮，祭酒神的女子把她围了起来，飞快地把她带进夜色，带进黑暗中去了……这里您要描写那一团团烟雾，一切都迷离混杂在一起了。只听见她们的尖叫声，而她的花冠留在了岸边。”
“不，玩方特没意思；我们玩‘比喻’吧。”（这个游戏是琦娜伊达自己想出来的：说出一样东西，每个人都努力把它和别的东西相比，谁选的比喻最恰当，谁就得奖。）
“我明白，我明白，请继续说下去。”马依达诺夫意味深长地、沉入幻想似的说。
“大概还是个年轻人，”马列夫斯基说。
“可您知道吗？”她对他说，“我要是诗人，我会选别的题材。也许，这都是废话，但有时我头脑里出现一些奇怪的想法，特别是我睡不着的时候，在早晨来临之前，当天空开始变得又红又灰的时候。我会，比如说……你们不会笑我吧？”
“是的。这是西班牙人的习惯。我想说，顿科舍耶夫……”
“不会！不会！”我们异口同声地喊道。
“这不能作为一篇长诗的题材，但我将利用您的想法写一首抒情诗。”
“安东尼那时候多大年纪？”琦娜伊达问。
“方特游戏？”卢申接过去说。
“对不起，”卢申喊道，“他已经四十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