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得出，您很温顺！您妻子跟您一起会很轻松。这个小丑，”她一边用扇柄指着正在号叫的演员（他扮演家庭教师），一边继续说，“他使我想起了我的青年时代：我也曾经爱上一个教师。这是我的第一个……不对，是我的第二个恋人。第一次，我爱上了顿河修道院的一个仆役。那时候我十二岁。每逢星期天我才能看见他，他穿一件衬着法衣的天鹅绒长衫，身上洒了薰衣草香水，拿着一个长链手提香炉穿过人群，用法语对女士们说：‘对不起，请原谅。’他从不抬起眼睛，他的睫毛——有这么长！”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用大拇指甲掐出自己小指头的整整一半给萨宁看。“我的教师叫monsieur Gaston！应当对您说，他是个非常有学问又非常严厉的人，是瑞士人，他的脸是那么刚毅！乌黑的络腮胡子，希腊人的面庞，两片嘴唇像铁铸的！我害怕他！我这一辈子只怕过这一个人。他是我兄弟的家庭教师，我兄弟后来死了……淹死了。一个茨冈女人给我算卦，预言我要遭到横死，但这是胡说八道。我不信这个。您能想象伊波利特·西多雷奇手持匕首吗？！……”
这一切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乐队演奏了《费加罗的婚姻》的序曲……幕升起了：戏开场了。
“差别很大，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有的人投水一点也不可怕：他会游泳；此外……至于婚姻的奇怪……既然说到这里……”
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突然朝他转过身去。
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朝这个脑袋摆了摆手帕。
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用扇子敲了一下自己的手掌。
她笑了起来，但她的笑声突然中断了——她呆着一动不动，仿佛她自己的话把她自己惊呆了，在她平时那么快活和大胆的眼睛里闪过了类似羞怯，甚至类似忧郁的神情。
有时，他根本不明白他是怎么啦，是在发怒还是高兴，是在苦闷还是开心。啊，要是杰玛看见他！
“喂，”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重又坐到沙发上，开口说，“既然您陷入了圈套，您就得陪我坐在这里，而不能享受亲近您未婚妻的欢乐……请不要转眼珠子，也不要生气，我理解您的心情，并且已经许诺放您随便去什么地方，现在请听我的自白。您想知道，我最爱什么吗？”
“这个人？威斯巴登的批评家。‘文学家’或者仆役，怎么说都行。他受雇于此地的一个包税人，因此必须颂扬一切，对一切表示赞叹，而自己有一肚子窝囊气甚至不敢发泄。我担心的是：他是个可怕的造谣生事之徒；他会立即跑出去说我在剧院里。不过，无所谓。”
萨宁把带柄眼镜递给了她，而她从他手里接过眼镜的时候，迅速而略带声响地用双手抓住了他的一只手。
“请把我的带柄眼镜给我，”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突然说，“我想看看：难道这个jeune première真的就那么难看？真的，这想必是政府出于道德目的而安排的，为了使青年人不要过于入迷。”
“您就不愿意知道，我到底是怎样一个女人？不过，我并不感到奇怪，”她重又倚在沙发靠垫上，补充说，“一个人想要结婚，而且又是出于爱情，在进行了决斗之后……他岂能去想别的事情？”
萨宁觉得，那股乌烟瘴气又开始在他头脑里慢慢升起，他摆脱不掉它——这已经是第二天了。
“我一点也不感到无聊，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我在好奇地听您说呢。只是我……说真的……我问自己，您干吗要对我说这一些？”
“这是个什么人？”萨宁问。
“也可以不死于匕首。”萨宁说。
“我对您说这一些，”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用平静的语调说，但这语调和她脸上的表情不大协调，“因为我很喜欢您；是的，您不要奇怪，我不是开玩笑；因为同您相遇之后，想到您会留下对我不好的回忆……或者甚至并非不好的，这对我都无所谓，而是不正确的回忆，我会感到不愉快的。因此，我才把您强邀到这里来，同您单独在一起，这么坦率地跟您谈话……是的，是的，坦率地。我没有撒谎，请您注意，德米特里·帕甫洛维奇，我知道您热恋着另一个女人，您打算和她结婚……您对我的无私总该给以公道的评价！不过，也该给您个机会谈谈了：Cela ne tire pas à conséquence！”
乐队演奏了华尔兹舞曲，幕又升起来了……舞台上又是一片装腔作势和哭诉声。
“是的，我懂。是monsieur Gaston教我的。我跟他读了《埃涅阿斯纪》。那是一部枯燥的书，但有些地方很好。您记得吧，当狄多和埃涅阿斯在树林里……”
“我不想让人看见，”她说，“否则，人们马上就会往这里闯。”
萨宁原先低头坐着。他抬起了头。
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陷入了沉思，用自己乳白色的大而整齐的牙齿咬起扇把来。
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稍微在沙发上挪动了一下。
“真的，这很奇怪，”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突然开口说，“一个人对您说，而且用那么平静的声音说：‘我打算结婚。’可没有人会平静地对您说：‘我打算投水。’其实，这有什么差别？真的，很奇怪。”
“请说下去，德米特里·帕甫洛维奇，说下去，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既然谈到这里，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波洛佐娃太太，’您想说，‘再也想象不出比您的婚姻更奇怪的了……要知道，我非常了解您的丈夫，从小就了解！’这就是您，会游泳的您想对我说的话！”
“请别摆出一副正经样子。”她面带微笑悄悄地说，“您听我说：给我套上锁链是不可能的，但要知道，我也不给别人套上锁链。我爱自由，而且不承认义务——不只是对我一个人。现在请让开一点，让我们来看戏。”
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还没说出最后一个字，朝外的门真的半开了，一个脑袋伸进了包厢——一张红红的、油光光汗津津、还很年轻但已没牙的面孔，一头平平的长发，一个耷拉鼻子，两只蝙蝠一般的大耳朵，一双好奇的、呆滞的小眼睛上戴一副金边眼镜，眼镜上面带有pince-nez。这个脑袋四面张望了一下，看见了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可憎地咧着嘴笑了，不住地点头……青筋突露的脖子随着脑袋伸长了……
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摇了摇头。
萨宁不知道该把眼睛往哪里藏。
“我对您讲这一切，”她继续说，“第一，是为了不听这些蠢材（她指了指舞台，这时在那里吠叫的已经不是男演员，而是女演员，她也把手肘朝外撑着），第二，是因为我欠您的账：昨天您向我讲了自己的情况。”
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用带柄眼镜对准舞台，萨宁也开始朝舞台那边看。他坐在她身旁，坐在昏暗的包厢里，不断吸进，不由自主地吸进她华贵身躯散发出的温暖、芬芳的气息；同样不由自主地在自己头脑中翻动着她整个晚上，特别是最后几分钟里对他所说的一切。
她让他坐在自己旁边，背对着剧场观众厅，叫人觉得包厢是空的。
“是的，德米特里·帕甫洛维奇，”她小声说，她的声音里流露出一种特别的意味，一种无可怀疑的真诚和庄重，“我最爱自由，首先爱自由。别以为我在以此夸耀，这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只不过对于我它就是这样，过去一直是，将来也永远是这样，直到我死。想必我小时候对奴役制度见得太多而且也饱受其苦。是monsieur Gaston，我的教师，擦亮了我的眼睛。现在您也许会理解，我为什么嫁给了伊波利特·西多雷奇；跟他在一起，我是自由的，完全是自由的，就像空气，像风一样……结婚之前我就知道这一点，我知道，跟他在一起我将是个自由哥萨克！”
“对不起。”萨宁开口说……
他和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之间的谈话是小声，几乎是用耳语进行的，这更使他恼火和焦急不安……
萨宁听从了。
“那是您愿意问我。”萨宁说。
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按照自己的习惯，侧着头从下面瞧了他一眼。
这笑声也使萨宁恼火。
“我不在家！Ich bin nicht zu Hause，Herr P……！Ich bin nicht zu Hause……嘘，嘘！”
“您？懂拉丁文？”
“我再告诉您一点：我不反对思考……思考是愉快的事情，我们被赋予智慧就是为了进行思考；但对自己作为的后果，我从来不考虑，需要的时候，我不怜惜自己，丝毫也不怜惜：不值得。我有一句口头语：‘Cela ne tire pas à conséquence’——我不知道这句话俄语该怎么说。而且很准确：什么叫tire pas à conséquence？要知道，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要我做出解释；而在那里（她朝上举起一个手指），嘿，在那里随他们处置去吧。将来那里审判我的时候，那个我已经不是我了。您在听我说吗？您不感到无聊吧？”
“那好吧，对，如果您非要我这样说不可。”他终于说。
意志薄弱的人永远不会自己去结束，总是等待着结局的到来。
“法国外省最次的小城镇里最次的演员比德国第一流名角演得更自然、更出色，”她愤愤地说，然后便坐到后面的房间里去了，“到这儿来，”她用一只手敲着身边的沙发，“我们来聊聊天。”
“您问自己……您是那么头脑迟钝？还是那么谦虚？”
演出的是众多不太高明的作品之一，在这些作品里，博览群书而又平庸无才的作者用文雅而又死板的语言，精心而又拙劣地贯彻某种“深刻的”或者“非常重要的”思想，表现所谓的悲剧式冲突，令人产生苦闷……亚洲式的苦闷，就像流行亚洲的霍乱一般。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耐着性子听完了半幕，但当第一个情夫得知自己心上人的背叛之后（他身穿带“褶子”和波里斯绒领子的棕色常礼服、钉着珠母纽扣的条纹背心、有漆皮连脚带的绿色长裤，手上戴一副白色麂皮手套），当这个情夫两个拳头抵在胸前，两肘向前撑成锐角，简直像狗一般吠叫起来的时候，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忍受不住了。
“难道这话不对？难道不对吗？”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坚持地说，“喂，请看着我的脸对我说，我说得不对！”
“好吧……好吧。可是您这个会游泳的问没问过自己，一个既不贫穷……也不愚蠢……又不难看的女人的这种奇怪……行为可能出于什么原因吗？您也许对这不感兴趣；但反正都一样。我会告诉您原因，但不是现在，而要等幕间休息结束之后，我总担心有人会来……”
“您可别以为我很有学问。唉，天呀，不，我没有学问，我没有任何才能。我勉强会写字……真的；我不会朗诵；无论弹钢琴、画画还是缝纫——什么都不会！我就是这么个人——全在这里！”
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把一只手放在他的手上。
“自由。”萨宁替她说了出来。
一八四年，威斯巴登的剧院外表也很不雅观，它的剧团，就其演出的空话连篇，浅薄平庸及其勤谨、鄙俗的墨守成规，丝毫没有超过可以说是迄今所有德国剧院的正常水平，这一水平最优秀的代表是近来在德夫里恩特先生“卓越”领导下的卡尔斯鲁厄剧院。为“冯·波洛佐夫夫人阁下”定的包厢后面（天知道茶房用什么办法弄到手的，他该不会真的贿赂了市长吧！），有一个摆着沙发的小房间；进包厢之前，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请萨宁把隔开包厢和剧场的屏风立起来。
他突然住了口，咬住了舌头。
她张开了两手。
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看了他一眼。
萨宁头抬得更高了。
“这全都是胡说八道！您迷信吗？我一点也不迷信。在劫难逃。Monsieur Gaston住在我们家里，就在我的楼上。有时，我夜间醒来，听见他的脚步声——他睡得很晚——由于敬慕……或许由于别的感情，我的心都要停止跳动了。我父亲自己只略识几个字，但他让我们受了良好的教育。你知道吗，我懂拉丁文？”
“是的，是的，我记得。”萨宁赶忙小声说。他早就把自己的拉丁文忘光了，对《埃涅阿斯纪》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脑袋感到惊讶，勉强地笑了，模仿它曾匍匐在其脚下的李斯特，仿佛哽咽般地说道：“Sehr gut！Sehr gut！”然后便消失了。
“一条蛇！啊，她是一条蛇！”萨宁那时心里想，“但是一条多么美的蛇！”
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沉默了一会儿，把扇子扔在一边。
舞台上有人打喷嚏；这喷嚏是作者作为“喜剧因素”或“成分”写进剧中的；剧中当然再也没有别的喜剧成分。因此观众也就满足于这种成分，发出了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