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天哪。”母亲说，听上去对这话题没多大兴趣。
母亲略略提高了嗓门，土豆头先生看上去有点尴尬。“抱歉，我要提醒你们，当时给你们的建议是不要来。”他最后说道。
“是这样的，弗兰克。”母亲附和道。她双手放在头发上，把头发从脸上往后捋，像只正被剥皮的兔子，还用手不停地给后脖颈扇风。这样可不雅观。“我们决定来这里之前，和亚特兰大的传教士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说比利时的政策顾问去年就制订过一个允许独立的计划，说是多少年来着，拿单，是三十年后吧？是三十年！”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她问昂德当太太，“根本就没有过渡阶段？没有过渡时期来成立——我也说不清楚——一个临时的实习政府吗？就这么砰的一下子，比利时人走了，而刚果人什么都得靠自己？”
一月，昂德当夫妇现身了。他们从利奥波德维尔过来，让我们大吃一惊。他们是坐阿克塞尔罗特先生的飞机来的，那时候我们真正最期盼的其实是土豆泥和午餐肉。昂德当夫妇可不喜欢闲着没事跑来这儿，所以相信我，这次绝对有事。他们看上去像是得了神经性头痛症。母亲很不安，因为他们是我们在传教联盟的上司。他们来的时候，正好碰上她在做家务活：穿着条旧旧的黑色七分裤，膝盖部位已磨破。看她趴在那儿擦地板真是一道风景，蓬乱的头发一绺绺翘着，眼睛下面挂着一道黑黑的眼圈。那是因为她整天提心吊胆，怕我们感染上那种自杀性的疾病。我觉得，她那么尴尬倒不是因为穿了身旧衣服，而是因为獴啊蜥蜴啊在我们家畅通无阻地跑进跑出。不过，至少那只烦人的猫头鹰总算走了。谢天谢地，即便父亲对利娅太狠了点。那场景真是吓人。那件事之后，我们都变得比以前还要如履薄冰。那只猫头鹰散发着一股腐肉的味道，所以我还是要说，总算把它给请走了。
真想不通，我们为什么要为昂德当夫妇盛装打扮？我听父亲说过，他们甚至都不是浸信会教徒，只是替传教联盟监管财政方面的事务而已，因为撤走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们是圣工会教徒，真名其实很有异域风味，叫昂－特雷－东什么的。我们说昂德当，是因为这样读起来顺口。老实告诉你，他们俩不过是一对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夫妇，发型很简单，花不了几个钱，裤子是卡其布的。更搞笑的是，弗兰克·昂德当和詹娜·昂德当看上去长得一模一样，除了身上的搭配不同：他蓄了胡子，她戴着金色的十字架耳环和挂链眼镜。土豆头先生和土豆头太太。
当然啦，等他们把报纸上的文章传看了一遍之后，就不再谈论昂德当夫妇家那个有犯罪情结的男童，而转移到了各类乏味至极的话题上：新的床单，抗疟疾的药物，学校新发的圣经。诸如此类。
每个人都等着听弗兰克·昂德当就所谓的“冒昧”到底还会说些什么。最后他终于开口了：“但你们都知道，你们在这儿的传教并未得到批准。”他抬眼瞥了一眼母亲，注意力又转回那只绕个不停的玻璃杯上。
“那苏联接手的威胁呢？”母亲很想知道这一点。
父亲站起身，走到门口站定，面对着屋外的门廊。我发起抖来，既希望又害怕他读出我的心思。但他没看我们这些姑娘。他只是定定地凝视着我们身后，只是想强调自己不想和昂德当夫妇及母亲在一起。我懒懒地躺回吊床，琢磨起指甲上的小皮来。这时，父亲对着宽广的门外说话了。
这都是实话。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能听见邻村的鼓声，内尔森说那是会说话的鼓。可到底怎么才能把一件事通过鼓声告诉其他人呢？应该不如军队里用的嘀嘀嗒的摸而死密码好用。
“拿单，不会有交接了。”昂德当先生紧张地说，他叫父亲的名字时，就像在叫一条狂吠的狗，好让它平静下来，“听了我们的建议，迈纳夫妇已经拒签了合同。要过好多年，联盟才会再派人来这儿传教。”
昂德当太太注视着母亲，一脸的不解，“你的老甜？”为了表明我们说话带口音，她老是重复我们的发音和表达方式，拿我们开涮。可她自己也算是个外国人，所以要我说，她和我们是半斤八两。
没人回答。我生怕母亲又要开始咒骂国王，或号啕大哭。那样就太难堪了。但她既没骂，也没哭。她只是拽了会儿头发，然后就启用了改良之后的“咱们来把这些事情说清楚吧”的音调。“弗兰克，詹娜，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或到国外研究过什么叫作政府。连一个人也没有。阿纳托尔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可现在你们却说一夜之间他们就要自己管理每一所学校、每一项服务、每一个政府机构？还有军队？军队怎么办，弗兰克？”
“两个礼拜前。”
“那我们倒要问一问，旧的官方计划怎么办？”父亲说。他总是要说“那我们倒要问一问”而不是直接发问。
“我想你们应该知道吧。你们并没经过任职语言培训或任何一种常规培训。恐怕传教联盟认为给你们的津贴只是纯粹出自他们的善意。如果现在停发津贴，我并不觉得有多吃惊。”
这段时间以来，我和妹妹们都会找借口出去玩，不想花一上午的时间陪母亲一起扮“学校叮咚”。但我们对昂德当夫妇的来访还是挺好奇的，就不想走开了。老实说，我们太缺玩伴了。我开始在屋子里晃来晃去，照照镜子，整理整理发型，收拾收拾桌子，最后和妹妹们晃悠到了游廊上，那儿离门口足够近，方便监视。我们凝视着斟满橙汁的玻璃杯，希望在我们凝神细听、弄明白他们究竟为何而来的时候，母亲能与我们结成同盟，给我们也准备充足的橙汁。虽然我很清楚，说不定还没等听完，我就会倦极无聊地发起神经来。
“好吧，我就实话实说吧，拿单。我和那些人的妻子交谈过。”她看着土豆头太太，但对方沉默不语。
“我在这儿已经做出了一些奇迹，我并不介意告诉你的是，这些都是我单枪匹马完成的。没有帮助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问题。我不想在交接完备之前，就像个懦夫一样跑开，丧失这样一个宝贵的阵地，这样的风险我不会去冒。”
父亲说：“选举。弗兰克，我真为你感到难为情。你竟然会如此害怕这样的胡言乱语。天哪，睁开眼睛看看吧，老兄。这些人甚至连一句口号都读不懂：投我一票！夏普皮下台！选举！就算举行选举这儿哪会有人知道？”
“我相信自己理解得很透彻。”父亲说着，突然转身，面朝着他们。卡其布裤子和卷起袖子的白衬衫，让他活脱脱像个工人。可他把一只手举过了头顶，那正是他在教堂里做赐福祈祷时的动作。
昂德当夫妇担忧地看了眼她的丈夫，像是在说：“哦，主啊，接下来该怎么办？”
基兰加，1960年6月30日
“今年六月。”母亲说。
玛土撒拉悄悄溜进了他们身后的九重葛丛中，咕哝着：“傻大个傻大个傻大个。”我敢发誓它肯定也在听这场谈话。
土豆头太太发声了，自从离开抗疟疾药的话题之后，这是她第一次讲话。“奥利安娜，我们来这儿真的只是想告诉你们尽快做好离开的打算。我知道你们会待到六月十五号，但我们必须把你们都送回家。”
“老实说，我认为比利时更担心的是非洲人接手。”他说。昂德当牧师名叫弗兰克，所以老是会说“老实说”，他根本就没看出这有多搞笑。“俄国人只是理论上的威胁，刚果人可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应该会严重得多。我们法语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你兄弟要偷你的母鸡，那就保持尊严，抢在前头把鸡送给他吧。”
“慈父，你们还真会说！”她摇着头，“你们在橡胶种植园和矿井里把这些人当奴隶一样使来使去，我该说什么好呢？我们什么都听说了，弗兰克，你真以为我们头脑简单吗？就在这儿，这座村子里的人说的事情简直能让人汗毛倒竖。在科基拉维尔，有个老人手被砍掉了，逃走的时候还在喷着血。”
没人回应。我们这些姑娘当然也不敢出声，就像那些棕榈树，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在对母亲和昂德当夫妇讲话。我很清楚遇上父亲的这种突击测验，他们是什么感受。
父亲凝视着树木，像是没听见他那可怜的妻子已经吓坏了，甚至也完全没听见这些新闻。刚愎自用的父亲啊，你很快就会眼睁睁看着我们一个一个凋零。要过好多年，他们才会派其他人来传教，我想。好多年！哦，求求你，上帝，快让树砸到他身上，把他的脑袋砸碎吧！让我们马上离开吧！
她转身面对着他。“难道不应该有人专门负责预测这种事吗？”
“所以，他们就这样拱手把独立送给刚果人？”母亲凑到父亲的脑袋上方说，看上去就像父亲不怎么称职的守护天使，“弗兰克，你说的被邀请到布鲁塞尔去的都是哪些领导人？这儿究竟有谁有资格做这样的事？”
母亲径直走出了屋子，来到后门，朝灶间走去。没有人提及她的缺席。但没过一分钟，她就回来了。显然是刚刚想起来，现在根本没法跳上灰狗巴士回亚特兰大。
昂德当先生盯着母亲，仿佛突然间搞不明白她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就像那个男童不知道糖究竟是怎样跑到他衬衫底下的。天哪天，这样真的让我好紧张。房间里的每个大人，包括母亲这位骂骂咧咧的女士，还有昂德当太太——她揉着脖子，脸扭向一侧——当时都可能被误认作精神病人。除了父亲，当然，他才是真正的疯子。
“好吧，拿单，看在老天的分上。你难道就没看出这是在羞辱你吗？”
昂德当牧师摇了摇头。“我没法告诉你怎么办，奥利安娜。我只能告诉你我知道的事情。”
这还了得！母亲的手猛地砸向桌子，砰！“你怎么敢认为我们一家住在这个霉气冲天的地狱里就是为了每月区区五十美元！”她几乎是对着他在吼。老天呀，门廊要是够大，我们肯定全都会躲那儿去。
通常，不用提醒，父亲就能知道自己受到了羞辱。通常，羞辱还远在千里之外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它看得比什么都严重。我们都十指交叉。
“哦，是的。”她丈夫说，“走定了。我们正在打包，准备离开。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把刚果看作自己的家，这你也知道，但形势发展得太极端了。拿单，也许你并不明白现在的形势有多严峻。很有可能，大使馆会从利奥波德维尔撤走。”
昂德当先生扬起拳头，母亲赶紧往后退去，但他根本不是针对她。没承想他只是想让大家欣赏一下他的手。“这就是比利时和刚果之间的关系。”他说，“看！强有力的手，紧紧地握着。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起义。”
我望着窗外，心想要是有一丝机会的话，谁不想立马离开刚果。昂德当夫妇和母亲神神道道地聊完奎宁片这一话题，就陷入了所谓的难堪的沉默之中。昂德当夫妇不停地“呃哼，呃哼”，跷着二郎腿，总算开口说出了他们所谓的特大新闻：刚果五月就要进行选举，六月宣布独立。就我所见，你完全可以马上将其同抗疟疾药和圣经归到一起：无料的话题。但母亲和父亲好像挺震惊的。母亲的脸拉得好长，看上去就像《美女和野兽》里的克莱尔·布鲁姆，当她终于见到自己要嫁的人时，也是这副表情。我等着母亲像以前那样，马上回过神来，再次抱持“一切都会好”的态度。但她始终脸色惨白，像是连气都喘不上来似的。她用手抚着喉咙，好像吞下了一大口洗涤剂，那样子把我吓坏了。我于是留神起来。
他们坐在桌边，汗流浃背，母亲则跑去榨橙汁，给他们端上来。甚至连玻璃杯都在滴滴答答地淌汗。外面，天空正在为定期可见的午后风暴排兵布阵——大风狂击着棕榈叶，红尘幽灵从路上扬起，小孩子们飞奔着找地方避雨。母亲太紧张，没法和他们一起坐定，索性站到父亲的椅子背后，倚着窗台，等他看完他们带来的报纸。报纸在他们所有人手里传来传去，只除了飞行员阿克塞尔罗特先生，他多半不知道该拿报纸怎么办，除了用它们来擦屁股。对，现在他也算是我们的一员。他就在后门廊上，斜着身子一个劲儿地吐痰。后来我都忍不住想说他了。他直勾勾地盯着我，把我内心的想法脱得一丝不挂。我早已说过，父母对某些事情完全是蒙在鼓里的。我朝他做了个鬼脸，总算把他轰走了。
“拿单，迈纳夫妇……”弗兰克刚说了个话头，父亲便打断了他，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刚才说到“地狱”这个词的母亲，此刻与为基督作见证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我想说的是，现在她就是一副要拿棒球棍打人的样子。她转身背对着昂德当夫妇。“如果很危险，他们为什么还让我们来这儿？”她这是在问窗外那只鸟儿吧。
最后，土豆头先生终于敢开口讲话了。“恕我冒昧，”他说，“你们在这儿的工作当然得到传教联盟的祝福，奥利安娜。”他或许没有冒犯之意，但母亲的名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却像个不祥之词。“我还想说的是，许多人都很佩服你们，他们都缺乏你们的……胆识。”他盯着袖口的纽扣看，很可能是因为那纽扣缝得七扭八歪，要不就是那个偷手帕的男童缝的吧。然后，他拿起空玻璃杯沿着桌上杯底留下的圆形水渍一遍又一遍地绕来绕去。
“在这整个受神佑护的国家里，没有一台电视机。”他对着棕榈树宣告道，“收音机，也许十万个居民中才有一台。没有电话。报纸少得可怜，文盲率更是不消提了。他们靠听邻人的鼓声来获取晚间新闻。”
“别这样，奥利安娜。”土豆头先生柔声说道，“这也不是传教联盟的错。没有人能预测到独立会来得这么突然。”
“什么时候？”母亲说。
“比利时绝对会接受的，拿单。这是新出台的官方计划。博杜安国王邀请了八十名刚果领导人去布鲁塞尔制订独立进程。”土豆头先生如是说。不过他讲起话来没有丝毫演讲风采。我敢肯定他是外国人，要不以前也是。
“比利时不可能接受选举的结果。”父亲说。好吧，他自然什么都已经知道啦。在上帝的绿草地上，不管发生什么事，父亲都觉得像看过的电影一样明明白白，我们却因不知道结局而哑然失神。利娅，当然会从吊床上跳下来，仔细领会他的一言一行。自从父亲为猫头鹰那事狠狠教训了她后，她正在加倍努力，想要赢回他的心。
看到父亲把报纸扔到地板上，我就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把它捡起来。好吧，我为什么不应该捡呢？报纸上是血红的英语，发自美利坚合众国的纽约。我打开他们折起来的那一页，看到上面写着“苏联计划向刚果推进”。文中说赫鲁晓夫想接手比属刚果，不让这个无辜的蛮荒之国成为自由社会。因为这是赫鲁晓夫统治世界的一步棋。这有什么，要我说，如果赫鲁晓夫想要刚果，那就让他拿去好了。不管怎么说，这报纸也是去年十二月的了。如果这项庞大的计划进展顺利，我们现在就该看见俄国人的皮毛了吧。这篇文章说比利时人都是无名英雄，他们进村的时候，通常都会把正在进行活人祭祀的食人土著打个措手不及。哼。如果他们哪天来了我们村的话，应该会把正在擦地板的母亲和正在马路对面比赛尿尿的十几个小屁孩打个措手不及吧。我把报纸给了艾达，利娅站在她背后读。她们翻了几页后，给我看一幅漫画：秃头大肥仔尼基塔·赫鲁晓夫身着共产主义制服，正和大嘴唇、发辫里插人骨的骨瘦如柴的食人土著手牵手大跳热舞。赫鲁晓夫还唱到：“宾果、班果、邦果，我可不想离开刚果！”
“比利时以前从来不愿讨论独立。”父亲严肃地说。
昂德当太太也想帮腔，加入了进来：“我们正在为离开做准备，我们自己。”
她来来回回地看着昂德当先生和父亲，自己则像个受惊的孩子，不确定这两个男人中间谁会抽她一顿。
好吧。如果父亲只有一件最不喜欢的事，那就是听命于人。“我的合同六月到期，”他对大家宣布道，“我们将待到七月，迈纳牧师夫妇到达后，我们将帮助他们。我敢肯定美国的基督教慈善机构很快就会过来，不会去理睬比利时慈父式的统治方式造成的任何问题。”
“啊，这话什么意思？”
“现在大家还是冷静一下吧。”土豆头先生说着，想假惺惺地一笑了之。“没有人在受羞辱。我们对传教联盟的决定没有丝毫的影响力，这你们也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南浸传教联盟和其他许多组织的卑微的管理人员，现在，这些组织都给出了相似的建议。我们亲自到这儿来和你们沟通，是因为真的很关心你们为基督所作的见证，还有你们宝贵的孩子们。”
“他们怎么预料得到呢？”他摊开双手问，“去年戴高乐让所有法属领地全部独立，比利时人还坚持说那种事和我们没有丝毫关系呢！甚至都没人坐渡轮到对岸的布拉柴维尔去看看那儿的庆典活动。比利时人还一直在谈论怎样才能实现慈父式的统治。”
“我们以前毫不知情，”母亲又平静地说了起来，好像刚刚才弄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你们的博杜安国王做的事无非就是靠着这片肥沃的土地过活，再让身无分文的传教士医生和像我丈夫这样无私的人去照顾他们的每一个日常需求。难道这就是慈父式的统治？真是说的比做的好听！他还希望不要出乱子？”
什么时候交接，这才是我最想知道的。再过一个礼拜？一个月？到七月的话，几乎又要过个半年！
父亲在读最近的新闻时，昂德当太太想要和母亲套近乎，就抱怨起利奥波德维尔家里的男童。“说句实话，奥利安娜，除了孩子，他什么都能偷。只要觉得能卖掉，他就会把东西弄到手。要是我想把东西锁起来，他就会拍着胸，好像我控告他杀了人似的。前天晚上我甚至抓到他把弗兰克的手帕和一公斤糖藏在衬衫下面，他还跟我装傻。他总是声称对那些东西去了哪儿毫不知情。”
父亲狠狠地看了她一眼。
“奥利安娜。”父亲说。（是那种对着在地毯上撒尿的狗才会用的语气。）
“都是部落酋长、工会首领之类的。他们说这场大会就是个大杂烩。约瑟夫·卡萨武布在抵制比利时和尝试控制局势之间举棋不定。为了这件事，卢蒙巴也被放出了监狱。他们在政府中确立了议会体系。选举会放在五月中旬。独立日是六月三十日。”
“在一个由比利时人在客厅里编造出来的所谓国家里，”他说，“有两百种不同的语言。你们还不如把羊啊狼啊鸡啊都圈起来，告诉它们怎么学会情同手足。”他转过身，突然拿出牧师的气派，“弗兰克，这儿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巴别塔，根本没法举办选举。如果要让这些人联合起来，那他们只能是出于对基督单纯的爱而成为上帝的羔羊。没有别的力量能推动他们。不是政治，也不是对自由的欲望——他们的性格和头脑都不适合做这样的事。我知道你想告诉我们你自己的所见所闻，但相信我，弗兰克，我很清楚自己看见了什么。”
父亲仍是一言不发。我的看法是他还拿不准该先向谁发火，是羞辱他的昂德当夫妇呢，还是他那位骂骂咧咧的妻子，于是他就站在那儿，像只焖烧的咖啡壶。只要是咖啡壶，你就会确切地知道里面到底会喷出来什么东西。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我祈祷着。要是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我们还是回家算了。只要他说行，我们就可以乘上明天的飞机，直接从这儿飞走。
“不是这么回事儿。”母亲说。她看着父亲，而土豆头太太也看着父亲。父亲盯着土豆头先生，但那位没胆子和他四目相对。真是一出好戏啊。
“利奥波德维尔和斯坦利维尔已经因发生暴乱和罢工而被封禁，你们没听说吧。旧的官方计划进行得可不怎么顺利。”
“只有上帝知晓我们的负担何时可以减轻。但上帝定然知晓。我们会继续留下来，为他做仁慈的事功。”
“弗兰克，詹娜，”母亲说，语气有点怯生生的，“为我自身考虑，”她结结巴巴地说着，“为姑娘们考虑，我是想要……”
“你想要什么，奥利安娜。”父亲仍旧站在门口，所以我们都能看见他的脸。他看上去就像个凶狠的男孩子，一门心思想用砖头把小狗砸个稀巴烂。“你想说什么，为你自身考虑？”他问。
啊呀，一听这话，我的心都跳起了恰恰。回家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