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飞临的那天晚上，震天动地，把我们都从床上掀了下去。我还以为这座古老的石砌修道院马上就要坍塌了。我们奔到外面，直升机的旋翼搅动着空气，树梢上刮起狂风，撕扯着我们，将我们素净平整的白色睡衣抽打成了一团泡沫。修女们很沮丧，画着十字，匆匆忙忙地回自己床上去了。我做不到。我瘫坐在地上，抱着双膝哭了起来，那应该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哭泣。我号啕痛哭，嘴巴大张着，为露丝·梅，为我们因自己的错误付出的徒劳无益的牺牲，为如今将要发生的事情，为每一个亡者和未亡者，为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为每一个毫无希望的刚果儿童，放声大哭。我觉得自己正在分崩离析——到了清晨，我势必已变成一堆白骨，融入修女们菜园里的腐殖土之中。一堆产不出卵、无法哺育的白骨，仅此而已——这样的未来，我曾预料到。
她停下来，严肃地看着我。“我没在开玩笑。但就算你是个男人，这儿也不是你和辛巴们并肩战斗的地方。你是个白人。这是他们的战争，该发生的事总归会发生。”
“院长嬷嬷会用消毒剂洗你的嘴巴。”
泰莱丝凑近身子，抬头看着我，眉毛歪斜着，就像她名字上的重音符号。“利丝兰，你为了什么事自责？他摸遍你的全身了吗？”
我们原本以为最多只会分开六到八个月。在这期间阿纳托尔会和卢蒙巴派共事，将他们已殁领袖曾制订的那个共建和平繁荣的规划重新建成。我们真是太天真了。阿纳托尔甚至还没回到斯坦利维尔，就被蒙博托手下的警察拘捕了。我的爱人遭到拷打，被打断一根肋骨，并被押至利奥波德维尔，监禁在一座鼠患猖獗的院子里。那里以前曾是奢华的大使馆。我们分离的时间越拖越长，我却因此对阿纳托尔愈发忠贞不渝。我在这段时间里改善了我的法语语法，也练就了与不确定性共处的能力。我向泰莱丝透露，我终于理解了什么是虚拟时态。
“肯定是的。否则还有什么事能让你蠢到把几百号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呢？”
痛苦圣母传教团，1964年
的确，辛巴们会当场开枪把我打死。他们是一支满怀绝望与仇恨的军队。无论是斯坦利维尔的小男孩，还是村子里的老人，任何一个能找到枪或大砍刀的人，都已聚合成众奋起抵抗。他们用叶片将恩基西绑在手腕上，宣称自己刀枪不入，根本打不死。确实如此。阿纳托尔说：“你要怎么杀掉一个已死之人呢？”我们听闻过他们在刚果东北部是如何磨尖牙齿、攻打侵略者的，他们靠的就是满腔的怒火。斯坦利维尔有三十个白人被杀，其中有两个美国人——我们从短波电台听说了这消息，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夜幕降临之时，联合国便会发布他们的回应，从空中和地面进攻。联军，他们就是这么给侵略军命名的：美国、比利时，还有从猪湾撤回来的雇佣兵。随后几个星期，我们无数次听说白人在斯坦利维尔遭辛巴们屠戮。报道有三种语言的版本：法兰西电台，BBC，蒙博托从利奥波德维尔发出的林加拉语新闻广播。这些新闻喉舌堪称同声相应。那三十个白人，愿他们的灵魂安息，他们都极力反对亲独立人士，大力赞助全面入侵的举措。至于有多少刚果人被比利时人所杀，因劳役和饥饿而死，被特警所屠，如今又被联合国士兵所戮，我们则根本无从得知。不计其数。或者说，就算有可能数得清，也一文不值。
利丝兰就是我，利丝兰修女。这算是一起见不得光的仁慈的走私夹带，允我在此避难，直至我未婚夫尚无定论的刑期结束。同时意味着，我要套上层层的衣服，嫁给主，好隐匿我的娘家姓。我希望在我祈祷不要让我们的婚姻永久维持的时候，他也能多多理解。修女们似乎忘了我并非她们中的一员，虽然她们都知道我的来路：泰莱丝总是圆睁着灰色的眼睛让我再三重复种种细节。她就是这样，自己才二十岁，距法国的牧场十万八千里，每天要替麻风病人和可怕的流产病人洗净衣服，却仍为我的死里逃生惊讶欣喜、激动万分。也许因为那是我和阿纳托尔的共同经历吧。当燠热的洗衣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时，她问我怎么知道自己爱上了他。
万事皆然：地动山摇的时候，我们还睡着；因此每天一睁眼，就会面对新的惊讶与恐惧。在斯坦利维尔，我们很快就发现我是个累赘，甚至比在布隆古时的情况更糟糕。人们一看到白皮肤就群情激愤，个中缘由我都能理解。他们之所以失去了英雄，就是因为外国人和蒙博托的一场交易。阿纳托尔用蜡染的缠腰布把我浑身裹住，希望将我伪装成一名刚果主妇。同时还尽量稳住我，使我在面对车流时不致晕头转向。我在斯坦利维尔的人流车流中几乎晕厥：街上到处是人、车、动物，混凝土高楼的窗户冷眼凝视着一切。自从那次和父亲去了利奥波德维尔之后，我就再未踏出丛林半步。而那次出行是一年前还是一百年前，我已说不清了。
“我会和辛巴们一起战斗，只要他们愿意。”我曾向她袒露过这个想法。
没错，我就这么蠢。在布隆古，当我终于从药物造成的恍惚状态中清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成了莫大的负担。并不仅仅是因为我日复一日吃着富富和鱼露，更因为在这个风暴眼，我是个外国人。蒙博托的军队出了名的残暴，还让人摸不准脾性。布隆古庇护我这件事，会让它摊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甚至，无需任何理由，布隆古就会被焚为平地。每个人都很快地明白了，最好的策略就是当个隐身人。然而，整个地区都知道我在那里。在那些生病、迷糊的漫长日子里，我成了一面花哨的旗帜。可我只不过是个热恋中的女孩，是自己宇宙的中心。最终，我坐起身，看见太阳仍旧从东边升起，但其他每件事都已天翻地覆。我恳求阿纳托尔把我弄出去，到哪里去都好，只要不对其他人造成危害就行。但他不愿让我孤身离开，并坚持认为我根本不用感到任何羞耻。他这是冒着自己那个亲卢蒙巴的脖子被砍的危险和我待在一起的。许多人现在都在为自己的所爱冒风险，他说，甚至是在为自己的想法冒风险。我们很快就走，他保证，而且是一起走。
父亲的消息不太妙。他一个人住。我一直没想到这一点——谁来给他做饭呢？我从没设想过父亲没女人照顾会是什么样。据说他现在留起了胡子，头发蓬乱，徒劳地抗争着营养不良和寄生虫。我们家的房子已被烧毁，有人说是母亲的灵在作祟，有人说是村里的孩子调皮所为。但塔塔·波安达认为很有可能是父亲想要在煤油炉上烤肉时着了火。父亲逃到了丛林中的一个窝棚里，他把那地方叫作“永生新教堂，耶稣是班加拉”。这名字听上去就不怎么样，所以他也没得到多少信众。人们都在观望耶稣究竟是如何庇佑塔塔·普莱斯的，毕竟，如今他只能和所有人一样凑合着过日子了，没有飞机，甚至也没有女人这样的外援。迄今为止，父亲似乎尚未收获任何特殊待遇。另外，他的教堂也太靠近村里的墓地了。
她叹了口气，又重复了一遍已对我说过的那些话。修女们在战争中是不持立场的。就算面对敌人，她们的内心也必须怀着仁慈。
朋友们为我们制订了计划，其中包括一些我此前做梦都想不到会甘愿为阿纳托尔赴汤蹈火的基兰加人，比如，塔塔·波安达。一天深夜，他身着鲜红的衣裤，步行前来，头上顶了个行李箱。他给了我们钱，说是他欠我父亲的，虽然这种说法很可疑。行李箱倒确实是我们的。里面有一条裙子，露丝·梅的涂色本，我们嫁妆箱里的物什，还有我的弓箭。基兰加的人替我们抢救下了这些珍贵的东西。当然，也有可能是在我们家走来走去的那些女人用不上这些东西，但至少，这把弓应该还是挺有用的吧。那第三种可能性就是：他们因我们的耶稣连我们都没有保护而沮丧万分，索性避开了我们的一切。
泰莱丝有一种斜着眼看我的方式，我心想她许下誓愿的时候是不是太草率了。她被扫雷舰吸引住了。“你有个很好的目标，意志也很坚强。”她在折起的床单背后认可了我，“那就去加入他们吧。”
“利丝兰！”她语带责备，举起我沾了不明血渍的肩披。那是我剥猫皮时溅上的。
“可那是事实！”
显然，我还会在这儿待上一段时间。于是，院长嬷嬷玛丽·皮埃尔派我去诊所服务。如果我无法很好地领会何为“贫穷、贞洁、顺从”，那我对驱虫剂、臀位分娩、箭伤、坏疽和象皮病说不定还能更懂一些。几乎所有病人都比我年轻。这儿有各式各样的陷阱来防止人们步入老年。我们的补给来自法国天主教救济会，还有些仿佛是凭空变出来的。一次，有个信使骑自行车沿着丛林小径摇摇晃晃地给我们带来了十二小瓶抗蛇毒血清，每只小瓶都是用女人珠宝盒里的那种薄绢裹好的——这可是让人震惊的宝贝啊，但这宝贝的来路却让我们猜不透。送信的男孩说这是斯坦利维尔一个医生的东西，他正在疏散当中。我想起了给露丝·梅接断臂的那个比利时医生，于是我决定相信露丝·梅应该也和这份礼物有点关系。修女们赞美了主，就开始救那十几个被蛇咬伤的患者。多过我们所失去的那一个。
阿纳托尔立刻着手安排我们出城。我们坐在一个朋友的卡车后车厢里，身上盖着木薯叶，在深夜离开斯坦利维尔，越境进入了中非共和国，来到班加苏附近。我被送到了这个丛林深处的传教团。置身于刻意保持中立的修女中间，这个名叫利丝兰的邋里邋遢的见习修女也许能不引人注目地待上好几个月。院长嬷嬷什么问题都没问，就邀请阿纳托尔和我在我空空如也的小房间里共度最后一晚。对她慈悲为怀的感激之情，已支撑我在这条艰难困苦的路上走了很长时间。
“那是他们的战争，也是上帝意志的战争。该死的比利时人和美国人都在里头掺和。”
“你以为我在开玩笑。”
通过和病人聊天，我的林加拉语渐渐流利起来。刚果北部、利奥波德维尔，以及河流沿岸大部分通航的地区都说这种语言。如果阿纳托尔真能回来找我，我已做好准备跟他去任何地方。但接下来有整整一个月都收不到他的来信，我开始揣测他一定已滑落死亡的深渊，又或者是他头脑清醒了许多，想要摆脱这个错位得离谱的白人姑娘——总之，他已永远离开了，哦，亲切的耶稣啊，就像我妹妹露丝·梅那样，我将再也见不到他。还有艾达、蕾切尔、母亲和父亲，他们也全都离开了。我没有名字，没有护照，只会鹦鹉学舌般地用林加拉语说：“你——还——好——吗？”那我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试图从上帝那儿求得某种解释，但上帝音讯全无。每到晚上，在餐厅里，我们都会手放膝盖端身坐直，盯着收音机。它就是我们严厉的小主人。我们接连听到一则则可怕的消息，却毫无应对的能力。自由刚果一度近在眼前，如今却又沉沦了下去。除了把念珠朝自个儿小单间的墙壁砸上去、诅咒暴力之外，我能做什么呢？修女们都极有耐心。她们已在此待了几十年，致力于延长那些营养不良的短暂生命，已完全习惯了周遭肆虐的悲剧。然而看着她们一眨不眨的眼睛和那框着脸的浆洗过的白色头巾，我只想尖叫：“上帝的意志不是这样来完成的！”没有谁，哪怕是一个因其他许多事而分心他顾的上帝，会容许发生这样的事。
一想到父亲对我待在此地、偷偷躲在一群女天主教徒中间会作何感想，我就会浑身发抖。我尽可能让自己过得富有效率：尽力保持整洁，明确自己的目标；从晚祷起直至早餐时分都紧闭双唇，不发一言；试着去学习让自己看上去很有耐心的诀窍。每隔几个礼拜，我就会收到从利奥波德维尔寄来的一封信，让我的生活维持在正轨上。只要一看到修女手中的蓝色长信封，我就会心跳加速。她从袖子底下把信递给我，仿佛里面藏了一个男人。哈，他真的在！仍旧甜蜜、苦涩、明智，最重要的是，还活着。我惊声尖叫，情难自已，跑到外面的院子里私下品味着他，就像一只猫品尝着偷来的小母鸡。我将脸抵上冰凉的墙面，我亲吻古老的石块，我赞美囚禁。因为只有我在这儿，他被关在监狱，我们才有机会重逢。我知道阿纳托尔最受不了百无一用，终日枯坐，却眼睁睁看着战争向我们袭来，但如果他此刻仍能随心所欲，我很清楚他会就此被杀。而如果囚禁正在损毁他的灵魂，那我只希望他身体安然无恙。余下的事，以后我会尽力而为。
“例假吧？”我会试探道。她就弯下腰，脸通红，说我过分。然而我却还在环顾四周，琢磨着以目前的状况而言，怎么才能释放出自己充沛的精力呢。
泰莱丝说：“这不是我们该去过问的。”这话很有说服力，就像玛土撒拉嚷嚷的那样：“姐妹，上帝无上伟大！去关门！”
修女们窥伺着我在外面的一举一动，说我正在动摇她们的根基。她们已经习惯了枪炮声和麻风病，却尚未习惯真爱。
“院长嬷嬷会觉得消毒剂该用在更要紧的地方。”而且哪儿都不够用，我心想。在我私密的小单间里，我把那些男人通通诅咒了一遍——艾森豪威尔总统，利奥波德国王，也包括我的父亲。我诅咒他们把我抛入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白皮肤落到了错误的一方，绝对错误的一方。
La Dragueuse，这儿的修女都这么称呼我。扫雷舰。这倒不是因为我的修女服长可扫地：我在里面穿了长裤，经常把修女服高高地卷起来，好走得快点，或方便爬上树用弓箭射些小猎物；我觉得她们还是挺高兴能吃到野味的。但我能从她们的眼中了解到，她们觉得以目前的状况而言，我的精力实在是过于充沛了。就连泰莱丝修女，我在这寂静的修道院里结识的最接近朋友的人，也认为我是洁白羊群里的一匹黑马，坚持要我从肩部以下都着棕色。她管理着医院的洗衣房，声称在以洁白为要义的地方，我已是无可救药的朽木一段。
为了让自己不至分崩离析，我得尽力恳求一些更为可控的事情。我最后选中了阿纳托尔。跪在修道院那尊面容已遭侵蚀的圣母小雕像前，我尽心尽力地为未来的丈夫祈祷着。为了生存的机会，为了幸福和爱，为了有孩子的可能性——如果无法直率地祈求性的话。我发现自己已几乎记不起阿纳托尔的容颜，也全然无法描绘上帝究竟是何等模样：到最后，他的长相竟酷似我的父亲。于是，我试图把耶稣想象成福尔斯修士的模样。塔塔·比迪比迪，他那和善漂亮的妻子，还有他们那艘岌岌可危的小船，他们沿河分发奶粉、奎宁，以及对孩子的爱。多看看上帝的造物，这就是他的建议。好吧，我们院子里的棕榈树被直升机刮起的旋风撕扯、压伏，似乎已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不适合接受我的祷词。于是，我就专注于院子四围结实的墙壁，直接对着黑砖祈祷。我祈求它们：“请让阿纳托尔周身的墙壁也像这儿一般坚实。求砖石为他撑起一片屋顶，不让可怖的天空落于他的身上。”我对着非洲古老的黑砖祈祷，那些砖块都是从长久在此的黑沉沉的土地下掘出来的。那是唯一可信、可靠之物。
塔塔·波安达诚恳而善意地告诉我，露丝·梅在基兰加得到了悼念。塔塔·恩杜威胁说要把塔塔·库伏顿度逐出村子，因为他在我们家的鸡舍里放了条蛇。之所以大家知道是他干的，是因为内尔森把足迹指给许多人看过。基兰加正有各种麻烦事接踵而至。阿纳托尔的学生中亲卢蒙巴的那些人，跟剩余的国民军，也就是现在蒙博托的军队，在河流南部稍远的地方交上了火。我们得到的警告是，不管去哪儿都会很困难。
“可到底谁是敌人？快对我说呀，泰莱丝。你不想去恨的究竟是哪一边，是白人，还是非洲人？”
“我以前听过这话。”我告诉她，“我敢肯定刚果人在忍受比利时人的这一百年来，也都每天听到这话。现在他们终于有了一点反抗的机会，我们却坐在这儿，眼睁睁看着它一出生就夭折。就像今天早上那个得了破伤风的女人生的孩子，浑身发青。”
她把床单猛地一抖，用牙齿咬住当中，把它对半折好。我想，她这样做也许是想把自己的嘴堵住吧。
“这比喻太可怕了。”
棘手的事不止于此。即便雨已经停了，我们仍旧没法步行前往克温戈河。我们打算从那儿坐渡轮一直驶往斯坦利维尔，卢蒙巴在那座城市依然极受民众支持。那里有事情可干，阿纳托尔觉得我们亦会更安全。塔塔·波安达给我们的可以说是救命钱。钱很少，却是比利时法郎这样的硬通货。刚果货币早已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就算有一百万粉色的刚果钞票，我们都到不了渡轮上。
“如果上帝真的在插手的话，”我告诉泰莱丝，“那他就是在大肆嘲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愿望。他这是在让人们确信肤色永远决定一切。”虔诚的农家姑娘和扫雷舰再也无话可说，于是我们便将床单和不同颜色的衣服折好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