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练习和邻居们讲一种语调丰富的语言，弱化了他在我耳中的嗓音。如今我能听见，在对与错这两个词的表面之下，有许多潜在的含义在低声吟唱。我们以前常被刚果语弄得困惑不已，每个词都有太多不同的意思：班加拉，既可解释为极其珍贵之物，也是让人极难忍受之物，还是毒木。就是这个词，每次都使父亲的布道词面目全非，因为他结束布道时总是高喊道：“塔塔·耶稣是班加拉！”
蕾切尔说我已经被共产主义的阴谋诡计洗了脑，她说得丝毫没错。我已被争取到了学校老师和护士这一边，再也不会向塑性炸药效忠了。我所认定的祖国，根本不会去炸毁苦苦挣扎着的遥远国度里的水电站大坝和输水管道；不会为了让别人接受自己的理念而制造黑暗笼罩、痢疾肆虐的局面；也不会在安哥拉的每一条路上埋下地雷，而正是那一条条小路将每一个饥饿的孩子与食物连接在了一起。我们提心吊胆地注视着这场战争，心里很清楚会失去什么。又一个刚果。又一次丧失机会，那机会犹如被毒药污染的水在非洲的地下流淌，让我们的灵魂握成了拳头。
我有四个儿子，全都以我们在战争中失去的男人来命名：帕斯卡，帕特里斯，马丁·路德，还有纳塔尼尔。
孩子们将车开出去了一会儿后，就停了下来，往回倒。真是多亏了上帝和马丁·路德。关于由谁来开车，他肯定没争赢，正在后窗那儿噘着嘴生气呢，忽然，他如梦初醒，对着哥哥大叫，让他停下：“等等，等等，妈妈肯定要生孩子了。”
回首当年，蕾切尔总会随心所欲地给词语凭空加上新含义；露丝·梅会自己造词；我和艾达则总想搞明白，为何每一件我们自以为了解其意思的东西，到了非洲却有截然不同的含义。让我们大惑不解的有恩佐罗——它能指代的有：最亲爱的、用作鱼饵的白色蛆虫、可治疗痢疾的某样特定膜拜物，还有小土豆。恩佐勒则是两倍大小的缠腰布，一次可裹住两个人。最后，我终于发现了这些事物间的关联。在婚礼上，丈夫和妻子会被恩佐勒紧紧绑在一起，相拥成为彼此最珍爱的人：恩佐拉尼。这就像当季的第一批土豆那样珍贵，这些土豆小巧而甘甜，堪比佐治亚州的花生。泥土里出现的极肥的蛆虫亦如此珍贵，因其能用来捕获很大的鱼。可治愈痢疾的那种最受母亲们珍视的膜拜物，则从恩佐罗这个词代表的所有东西里都各取了一点儿：你必须把蛆虫和土豆挖出来，晒干，用你的婚纱——那超大缠腰布上的线把它们绑在一起，再让恩甘噶巫医把它们放到火里烧，以示祝福。唯有用到生命里最珍贵的东西，才能保护你的孩子——对此，我深信不疑。我的每一个肤色棕褐似花生的孩子，我都唤作“我的恩佐拉尼”。这么说出来的时候，我的口中还能咂摸出鱼、火堆和新挖土豆的滋味。如今，舍此不会再有其他的可能性了。
十年前，当阿纳托尔收到盖有独立安哥拉总统的新刻官印的第一封信时，美梦似乎是可以成真的。在承受了六百年的内部纷争和葡萄牙数个世纪的恶劣行径之后，安哥拉的敌对部族之间终于同意息争。在这个完全摆脱了外国人统治的非洲国家里，阿戈什蒂纽·内图当上了总统。就在那一天，我们差点就打包上路了。我们急切地想让儿子们生活在一个就算没吃没喝也至少能品味到希望的地方。
如果上帝还能看顾我的话，他必然会将我看作一个母亲。疯狂地寻觅食物和庇护所，为爱痴狂，这就是母亲。我的儿子们跑出门、离开庇护所、听不进建议的时候，都会喊：“萨拉姆博蒂！”但他们从未逃离我的爱。帕斯卡走得最远——他这两年来一直待在罗安达，在那儿学习石油工程，并且追女孩，这点我可是坚信不疑。他总是让我想起我的那个与他同名的老朋友，他们都有着分得很开的眼睛，每到新的一天，都会倏地冒出同一个令人振奋的问题，就像小鸡从新鲜鸡蛋中破壳而出：“贝托恩基图塔萨拉？”我们干点什么呢？
我们全都没变，还像小孩子，心里藏着秘密的计划，甚至对自己都不言不语。我想阿纳托尔的计划就是要比蒙博托活得长，再回到这儿来。到时，我们就能站在这片土地上，把她称作我们的“家园”，而不用让自己的舌头品尝到金叶枝形吊灯和饥饿那火烧火燎的滋味。而我的计划呢，我想就是有朝一日出门的时候，不会再带着白色的标记；能和露丝·梅一起走在慈悲为怀的地球上，心中毫无怨恨。也许，我永远无法挣脱拼命寻求平衡的努力，永远相信终有一天生活将变得公正。到那一刻，我们就能彻底扫净这一切因暂时误入歧途而引发的错误了。就像我从未能摆脱的疟疾一样，这信念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期待善有善报，等待着惩罚之斧落到邪恶的头上，尽管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在这恶得善报、善无善终的摇篮里晃晃悠悠。可就在我开始厌倦生活如今的面目时，我会倏然间从高烧中清醒过来，环顾这世界，因自己需要矫正如此多的错误而倒吸一口凉气。我想我一度太爱父亲了，竟至于无可避免地承袭了一部分他的幻想。
扎伊尔，基姆武拉区，1986年
我们在这儿的房子是用泥巴糊墙、茅草苫顶，相当宽敞，有两个房间和一个灶间。这地方当然要比金沙萨那间让我们整天悲悲戚戚的铁皮水泥盒子让人开心得多。在以前那间房子里，处在失灵边缘的管道一直在向我们抱怨，就像上帝向挪亚抱怨，威胁说要来场大洪水。阿纳托尔发誓，即使他能在金沙萨活过一万个清晨，他也没法习惯在自己的屋子中央拉大便。说实话，有了茅厕，似乎就像回到了文明社会。
帕特里斯正好相反：勤勉，冷静，体形和他父亲一模一样。他想学习政府原理，梦想在一个截然不同的非洲当司法部长。我双膝发软，既担心，又赞赏，默默关注着他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心愿。而马丁·路德最后成了最深沉的孩子，无论是肤色还是脾性。十二岁，他就喜欢沉思，在日记本上写诗，就像他父亲心目中的英雄阿戈什蒂纽·内图，他总是让我想起他的艾达姨妈。
从我所站之处，姐姐，实难设想所谓威胁究竟有多严重。
阿纳托尔在卡车里拼了命地翻找着，总算找到了一个象草垫和几件衬衫。（幸好我们随身带着每样东西，而且都很干净。）他让我坐起来，这样他就能把那些东西从我身下掖进去。后来的事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自己的大腿紧绷着，骨盆向前拱着，那股突如其来的雷霆万钧般的急迫感远比任何人类的渴望都要强大——想要用力推。我听见了吼叫声，应该是我发出来的。然后，纳塔尼尔便来到了我们身边，阿纳托尔的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和印着黄鸟的软软的旧缠腰布上都染满了血。
“阿纳托尔，”我说，“我想就让这孩子生在此时此地吧。”
但如果和我无关，那又是和谁有关呢？究竟要过多少代人，我们才能无需被自己的孩子宽恕呢？谋杀卢蒙巴，让蒙博托掌权，让这一切在安哥拉重演——这仿佛只是大人之间的阴谋诡计，但其实是大人对儿童的背叛。阿纳托尔最近告诉我，美国足足花了三千万美元，就是要使安哥拉丧失主权。这笔钱中的每一个子儿必定都来自某个人，男人或女人。怎么会这样呢？我想，他们大概认为这不过是场生意。需要武器，需要塑性炸药和地雷来干这个活。也有可能是，他们认为这场生意会解决掉想象中的恐怖。伯利恒的家庭妇女们不知为何已认定，千里之外黑皮肤的共产主义恶魔会将她们斑斓的客厅炸飞一角。
但和平协议签署尚不到两个礼拜，美国就公然违反。他们向一名反对党领袖空运了大量枪支，因后者发誓定要亲手杀死内图。听到这个消息的那天，我坐在厨房里哭了，羞耻和狂怒彻底击倒了我。帕特里斯走进来，在我椅子边上坐了下来，轻轻拍着我的腿，显现出小男孩的那种庄重坚韧的品性。“妈妈，妈妈，别哭了。那不是外婆的错，妈妈。”他甚至根本就没把我和寡廉鲜耻的美国联系到一起；他以为我是在生母亲和艾达的气。他仰起窄窄的小脸蛋，眨巴着杏仁般的眼眸，看着我，目中的意蕴与他父亲好多好多年以前说的那句话如出一辙：“和你无关，贝埃内。”
我想阿纳托尔很少会感到遗憾，但若是能与内图或多斯·桑托斯共事，他应该会感到自豪的。幸亏有了那些杰出的人，再加上不计其数的前仆后继者，安哥拉才终于挣脱了葡萄牙，获得自由，并且保住了自己的钻石矿和油井。安哥拉人的产业不会贿赂给外国人，也不会用来建造什么带护城河的城堡，他们的孩子很有可能会种上疫苗，学习读书写字。当然，他们至今仍是一穷二白。他们为了保住钻石和石油，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一开始，我们谁都没预料到事情会那样发展，尤其是内图，他是个年轻的医生和诗人，只是想让他的人民免受瘢痕累累的天花恶疾和低人一等的尊严的伤害。他去美国寻求帮助，却吃了闭门羹。于是，他回到国内，设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打倒葡萄牙人的统治，创建人民自己的安哥拉。然后，他便受到了来自美国的若干关注。目前，他成了共产主义恶魔。
“唉，贝埃内，你真是一点耐心都没有。”
塔尼尔堪称我们的奇迹，他是去年出生的，当时我们开着路虎从金沙萨的家搬往基姆武拉区的农场。我们在路上行驶了很长时间，又颠簸得很，他便早产了一个月。离村子还有十公里路程时，我的慢性背痛蔓延至整个下腹部，变成了小腹深处强劲如石的宫缩。我恐惧地意识到，自己要分娩了。我下了车，慢慢地跟在卡车后面走，想纾缓自己的恐慌情绪。阿纳托尔想必被我奇怪的举动吓得不轻，但和要分娩的女人争也没用，所以他就下了车，陪着我一块儿走。孩子们则争论着究竟由谁来开车。我隐约记得车在我们前头行驶着，双尾灯照在漆黑的丛林路面上，单调地颠簸着。午后蓄势待发的雷暴雨欲下未下。过了一会儿，我什么也没说，就走到路边，躺在了一堆湿叶子上，在一棵木棉树高高隆起的树根中间。阿纳托尔跪在我脑袋旁边，抚摸着我的头发。
我们日复一日地眼见着这块基地已略有起色。阿纳托尔重新办起了中学，此地教育彻底荒废已有十年时间——在基姆武拉村，几乎没有一个成年人识字。我的时间都花在了贪吃的塔尼尔身上，白天晚上都要喂奶。我让他骑坐在挂于我双肩的宝宝背巾上，这样，即便我要煮尿布，他也能不住嘴地喝到奶。帕特里斯和马丁奉父亲之命分别教法语和数学，但这样一来，马丁就得管年龄比他还大的学生。我呢，能再次生活在果树之间，用木柴烧饭，就很开心。搬木柴、取水让我精疲力尽，可我乐在其中。我恨的是另一种精疲力尽：没完没了地听见蒙博托奢侈无度的新闻，看见长期掠夺造成的触目惊心的后果。与二十年前的基兰加人相比，这儿的人本能地满怀惧意，没那么慷慨大度。邻居家的女人仍旧会送点小礼品过来，给一串香蕉或一只橙子，让小家伙嘬几口，也让我们瞅着他皱起的脸蛋哈哈笑；尽管如此，她们在打量我们房间的时候，眼睛还是会眯缝起来。由于从没见过白人，她们便以为我肯定认识蒙博托和所有的美国要人。尽管我辩解过了，但她们似乎仍很担心我会去打小报告，说某某人还富余了一只橙子。在自己的国家里过着难民的生活，最能使人从慷慨为怀变得不再与人为善。扎伊尔人都已疲于奔命，不管到哪儿，你都能发现这一点。
但从谈判破裂、内图拼命寻求帮助，而回应他的只有古巴人来看，所谓的恐怖到底能给她们带去多大威胁呢？我们欢呼雀跃，孩子们、阿纳托尔，还有邻居们都在院子里又跳又叫——因为当时收音机里说飞机已经飞抵罗安达。机上有教师和护士，还带了整箱整箱的天花疫苗。我们幻想着他们能解救安哥拉于水火之中，再沿着刚果河向上游进发，给我们所有人都种上疫苗！
“你得起来。天黑了，这儿又这么潮湿。小家伙们太麻利了，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但安哥拉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于是我们倾心于它，期待着。可随后积累起的过去日益沉重，我们的未来也日益窄缩，成了门上的一条裂缝。我们踏着边界而居，如履薄冰，携带着一切可能用得上的东西，等待着最终的宿命在我们周围汇聚。我们有在金沙萨弄到的小床、桌子和椅子，有从比柯基弄来的农业书和教学工具，有从基兰加抢救出来的那只装着我的娘家珍贵物品的老箱子。阿纳托尔甚至还保存着我送给他当结婚礼物的那只画在葫芦上的地球仪，是修女们做九日祷的时候我亲手画上去的。她们的图书馆很有意思，藏有圣埃克苏佩里的书，但像世界地图册这般世俗的书却一本都没有，所以我得靠记忆画出来。后来，儿子们把它拿了过去，像看手相的算命先生一样，想通过河流的长度和弧度来预测这个世界的命运。地球仪躲过了湿气，也没有因我们东奔西跑而丢失，简直是个奇迹；只是各个大洋上都出现了灰色的霉斑，仿佛莫名现身的群岛。阿纳托尔把它当宝贝，没想到我竟然是第一个告诉他这个世界长什么样的人。只是每当我看到他桌子上的地球仪时，就会为自己十八岁时忽视的东西震惊不已。比如，里海、乌拉尔山、巴尔干半岛、比利牛斯山——整座山脉皆因我的疏忽而消失不见了。但相比于欧洲和美洲，刚果的形状和大小却完全正确。我猜，当时我应该已经想要公平地对待非洲了吧。
但我们在这座村子里生活时，总感到自己是过客。我们一只脚已跨过边界，踏入了应许之地，也可能是踏入了坟墓吧。我们的计划是再次开上路虎，打包上路，从这儿前往安哥拉的桑扎蓬博。到了那儿，我们就能在一个崭新的独立国家里一显身手，那里的希望正好与我们的相合。这十年来，我们一直倾心于安哥拉——一九七五年，阿纳托尔曾有机会去那儿的新政府里供职，当时谈判刚刚结束，内图登上了总统位，但阿纳托尔尚未准备好离开刚果。后来，内图死了，英年早逝。一九八二年，第二任总统若泽·多斯·桑托斯又发出了一份邀请，而那时的阿纳托尔出于某种不便，无法接受这个职位：他正被关在提斯维尔两平方米的监牢里，整天只有他的粪桶和他做伴。
“每一件你认定正确的事，换到另一个地方，都可能是错的。尤其是在这儿。”我在灶间里煮尿布，和不在场的蕾切尔进行想象中的争论时，就经常这么说。（这其实和同蕾切尔本人争论无甚区别。）她又说起了共产主义威胁论。我走到屋外倒水，向邻居挥了挥手，他们正在用汽车的轮毂盖煮花生。我和阿纳托尔只要一听到汽车驶来的声音，就会心慌，说不定那就是蓝盔的黑色奔驰，蒙博托的这些左膀右臂前来夺走我们那本就少得可怜的收成，让它们变成另一座宫殿的砖瓦。然后，我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曾就共产主义这一概念磕磕巴巴地向阿纳托尔做出解释：他们不怕主，他们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有一模一样的房子。
阿纳托尔哈哈大笑起来，往后一跃，跳起了欢庆之舞。他从哈代营地被放出来还不满一年，所以能深切地体会到亲生儿子急切想要逃离单独监禁的感受，但小婴儿十分虚弱。阿纳托尔立刻焦急地载着我们穿越黑暗，我蜷在后座上，搂着嗷嗷待哺的孩子，然后惊恐地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不会吃奶。我们抵达基姆武拉时，他已经发烧了。从那时起，他便急速消瘦，一直昏睡，简直瘦成了皮包骨，连脑袋也是枯瘦枯瘦的。接下来的许多个日日夜夜混在了一起，因为我很害怕，一刻都不愿把他放下，甚至不敢搂着他入睡，生怕他会悄然离去。阿纳托尔和我轮流摇晃着他那柔弱的小身子，和他说话，哄着他，想让他进入这世界。马丁坚持要和我们轮班，他也想摇晃着他，对着小花格毯里悄悄地说些男孩儿们的知心话。但纳塔尼尔很难说服。有两次，他干脆没了呼吸。阿纳托尔对着他的嘴吹气，按摩他的胸部，才让他幽幽地缓了过来。
一天晚上，我坐在地上，毫无睡意，因精疲力竭而神志不清，摇晃着这无辜残损的婴儿，就这么大声地说起了话。我对着火说话：“火啊，火啊，火啊，请让他暖和起来吧，把你需要的所有木柴都吞噬干净，我会不断地添。但你千万不要熄灭，不要让我深爱着的这个小身体着凉！”我说的是英语，想来我肯定已经彻底疯了。我对着屋外的月亮和树木说话，对阿纳托尔、帕特里斯、马丁酣眠的身子说话，最后又对盛着烧开的无菌水的水壶和不让婴儿缺水的小滴罐说话。突然，我清晰地回忆起露丝·梅病得很重的时候，母亲跪在地上，对着一瓶抗生素说话——我相信那是在祈祷。我几乎能听见母亲的呼吸声和那些话语。我能极清晰地想象出她的脸，感觉到她的胳膊搂着我。母亲和我一起，对着我们有的任何一样东西祈祷，这已足够。
一个礼拜后，他开始进食。如今看来，他似乎对和我们待在一起的决定已毫无悔意。但在他生命最初的惊魂一周里，只要能想到他身子这么虚弱疼痛，灵魂又已迷失，这种种凄苦便将我折磨得不轻。我还记得自己曾向上帝之类的神许诺过不止一次，只要让阿纳托尔回来，我便对这世上的一切再无他求。可如今我又来了，再一次猛烈地敲打着天堂之门。这是一个女孩凄凉的拍击声：已有数年之久，她不再感受到那扇门的另一侧有任何真实存在。
我仰起头，搜寻着我们那辆车，确实已经不见了。我得向阿纳托尔解释这一切，但在宫缩最厉害的时候，我没法分心。头顶上就是一棵树，四肢从伟岸苍白的躯干上散射而出，呈环抱状。我开始数树枝圈成的圈，就像在数钟面的数字。慢慢地，每深吸一口气便数一个数字。十七。真是漫长的一分钟，也许是一个小时。宫缩减弱了。
我住在一栋小之又小的房子里，挤满了孩子、土豆、膜拜物，还有科学书、一件婚纱、一个快要散架的地球仪、一只塞满回忆的古旧皮箱——往昔日益堆砌，将我们日渐狭窄的未来挤得几无容身之地。我们的等待已近尾声。十年，堪称奇迹，但美国人在安哥拉正在失势。他们埋下的地雷至今仍遍布这个国家，每天都会夺走一个孩子的大腿或者胳膊。我很清楚，如果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可能会有什么事落到我们头上。但在梦里，我仍怀抱希望，而在生活中，我已无法全身而退。就算我不得不单脚跳完全程，妈的，我还是要找到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在基姆武拉区，我们和农民一起从事大豆项目，试图建立一家合作社——在蒙博托的这头野兽肚子里，设一处可合理维持生计的小小前哨站。这很可能是徒劳的。哪怕只有一丁点成功的风声传到政府的耳朵里，农业部长都会将我们打压殆尽。所以，我们悄无声息地在丛林里栽植下我们的希望，这儿距离安哥拉边境也就几公里，在一条状况差劲的马路尽头。蒙博托的探子不太会经常来这儿飙他们的豪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