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谈她了，去干活吧，温达姆博蒂。”我把他的手推开，瞪了他一眼。别再提她了，我也不会去说你的卢蒙巴。他就像这条可怜的蛇一样被大砍刀砍碎，碎块被扔进了伊丽莎白维尔一座废弃的房子里，而我那可憎的故国竟还为之欢欣鼓舞。我腾腾腾地走入灶间，听见老鼠早已跑进了木薯堆，正是对我怨怼之情的回敬。
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我注视着阿纳托尔拎起书包，以他特有的脊背挺直的坚定步态，沿路朝学校走去。阿纳托尔。我对造物的第一篇祷告应验了。我们俩至少在身体上因各自囚室的石壁而得以保全。但心灵上的改变，我们仍在挣扎着去理解。我已经彻底失去了孩提时代的那些祷告所用的语言。于是，我的头脑里回荡着自身广大的静寂。而阿纳托尔却找到了塑造信仰的新语汇。
传教站如今已成了一座鬼镇，农业站也几近荒弃。辛巴们虽未在此地安营扎寨，却仍将欧洲人的地盘清理得干干净净。种植园里到处都是残砖碎瓦。（在我的想象当中，是那些橡胶工人被砍掉的幽灵之手把这里拆除的。）仅剩下的一栋楼里有座图书室，正是阿纳托尔小时候当用人时自学英语读写的地方。在我的请求之下，我们就在那个房间里成了婚，由村长主婚。婚礼既非基督教式，亦非班图族式。我祈求上帝的赐福，并给母亲带去了一束红色的九重葛。伊丽莎白姨妈在我们肩头披上了传统的婚纱，叫作恩佐勒，这种漂亮的超大缠腰布象征了百年好合，还可以当床单用。
“那条蛇根本就没伤到我们，贝埃内。”
我们选择比柯基，是寄希望于阿纳托尔能在这儿找到他认识的人——以前的朋友或橡胶业从业者。但大多数人要么已经死了，要么离开了这个国家。不过还是有惊喜的：他见到了伊丽莎白姨妈，他母亲最小的妹妹。十年前，她来这儿找他。那时阿纳托尔已经离开了很久，但伊丽莎白在传教站找了份工作，生了个孩子，之后就没离开过。对阿纳托尔来说，此前的人生一直背负孤儿的身份，现在却既有了亲戚又有了妻子，变化不可谓不大。
“对不起，可是我今天早上醒过来，就想着一报还一报。”
一月是个难熬的干旱月份，我觉得很孤独。也许是想念我的同类，无论是谁。有时候，我想离开，至少回家见见母亲和艾达，但金钱、旅行的可能性和护照——要得到此等必备之物比登天还难，让人连想都不敢想。我的白日梦最多也就延伸到家门口，我在那儿止步，回头望向阿纳托尔，他在说，和你无关，贝埃内。
“如果美国人想教我们民主的话，那这堂课实在是太有意思了。”阿纳托尔评论道。
他说我有多重人格：说林加拉语时，甜美、母性；讲英语时却尽是嘲讽。我告诉他：“尽瞎说——我说法语的时候，还是扫雷舰呢。那哪种人格让你最恼火？”
他吻了吻我的前额。“最让我恼火的是，我竟然这么爱我的贝埃内。”他最真的真理。可那就是我吗？当邻居或学生们问我的国籍时，我告诉他们我来自一个早已不存在的国家。他们都相信。
“是黑老鼠还是白老鼠？我想我分辨不了。”
如果说民众因这些不清不楚的损失——信件、工资、某位步行回家的朋友——而震惊莫名，他们也都不会去提及。除了忍受，这儿的民众还能怎么办？他们只消瞅一眼蒙博托手下那些警察所穿的外国制造的昂贵制服，就会明白自己心里的想法是万万不能外露的。他们知道究竟是谁在给蒙博托撑腰，也知道在远达天边的某个地方，极其宏大的规则已然制定：白人和黑人的性命乃是截然不同的货币。当三十个外国人在斯坦利维尔被杀时，每个死者都以某种方式和实实在在的金钱捆绑到了一起，他们得到的是像比利时法郎这样的金本位硬通货。但一个刚果人的生命就像百无一用的刚果纸币，你大可以一抓一大把或把它装满一大桶，堆到生意人的手里，却仍旧买不了一根香蕉。我这才明白，我身边的男人女人一向都很清楚，他们的整个存在对大多数白人而言，还不如一根香蕉来得实在。当他们抬眼看我时，我能从他们的眼里读出这一点。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思乡，美国披着传教士的伪装降落到我家门阶上。还有别的人也没有回去，像我一样。但他们似乎都理直气壮，觉得就应该留在这儿，那是信仰扎下的根——法因坦·福尔斯便是一例，还有那些偶尔现身的陌生人，他们问我能否帮个忙，传个信息，或代为保存一盒药品，直到找到船把药品送往上游。我很高兴能为他们做一顿饭，在地上弄个铺位，就为了能听一听他们的故事里流露出的善意。他们和父亲实在不像。没有了他的上帝，我日日承受着空虚，所以，能听听这些男人柔声讲述他们在茅草苫顶的棚屋里组织医疗团队、和村里的妇女一起蹲着栽种大豆、为学校安装发电机等种种事迹，确实是种安慰。他们冒着被蒙博托发现的危险，忍受着穷乡僻壤种种难以想象的寄生虫，留在了这里。在昂德当夫妇和他们的同类逃离这个国家后，他们不忍看到这里的儿童只能坐以待毙、忍饥挨饿。正如福尔斯修士很久以前对我们说的那样：有这样的基督徒，也有那样的基督徒。
“哦，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阿纳托尔。她只不过是那天离世的无数人当中的一个，更何况还有伟大的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我敢肯定从长远看，露丝·梅完全无足轻重。”
站在旱季清晨的迷雾中，周身寒冷。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吧，也许只是因为我的血液太稀薄。以前，当我们抱怨佐治亚州北部凛冽的寒冬时，父亲通常就会这么指责我们。当然，这儿没有冬季，赤道就不偏不倚地穿过我们的床。阿纳托尔告诉我，去外面的灶间捅一捅火，就等于从北半球跑到了南半球。所以我现在确实当算作有阅历之人了，尽管如今已几乎不可能离开传教站。
我会告诉他这张脸也已经和鳄鱼一样丑，皮肤也和鳄鱼差不多粗糙。我这么说只是想让他和我理论一番。一月对我来说很难熬，我很清楚这点，我需要他再三说我是个顶梁柱、好妻子，他当时娶我并非犯傻，我的白皮肤不会让人一见就觉得受了冒犯。让我们沦落到如今这个一月十七日的每一个错误，那些让人背负着那么多罪恶及悲哀的错误，均与我无关。
他的处境和我的一样怪异，却也堪称幸运——我们都同意这一点。如今，大多数异见人士均遭处决，或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但在一九六一年，蒙博托的军队才刚刚组织起来，仍有不少漏洞。刚开始的时候，阿纳托尔靠和两个百无聊赖的卫兵用瓶盖当棋子下棋打发日子，他们允许他读书、写东西，只要不逃跑就行。他们都喜欢阿纳托尔，很过意不去，说自己还要养家糊口：蒙博托的副手每天清晨过来清点囚犯人数的时候，会给他们几个子儿或一点大米。清点结束后，他就能到院子里遍体疮疤的芒果树下教课。不管是卫兵还是囚犯，随便哪一天，只要有人想学点儿东西，他就会教他们读书认字。卫兵们会帮阿纳托尔弄到书，不辞辛劳、想方设法地将他的信寄往各个国家。他就在蒙博托的眼皮子底下，发现了伟大的非洲民族主义者夸梅·恩克鲁玛的著作，以及安哥拉的年轻医生阿戈什蒂纽·内图的诗歌。于是他和他们通起信来。内图和阿纳托尔差不多同龄，也是从传教士那儿受的教育。他曾留学国外研读医学，回国后开了家诊所，好让他的同胞获得适当的治疗，但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一天，一帮白人警察把他拖出诊所，打得半死，然后押入了监狱。民众走上街头要求释放他，却遭到机关枪扫射，如被伐断的树木般成批倒下。不仅如此，葡萄牙军队还四处将村落焚为平地，以抑制内图的人气。然而，他一出监狱，民众便纷至沓来，和他一起在安哥拉组成了反对党。阿纳托尔受内图的榜样鼓舞，一直在谈论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某个地方与他相逢。我简直无法想象，毕竟对他们来说，就连现在继续通信都会很危险。
他来到我面前，抚摸着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十分蓬松凌乱。要是我还记得要当一个称职的刚果妻子，我会用头巾把头发包起来。阿纳托尔用衬衫下摆小心翼翼地擦拭着我的眼睛。“你以为我不记得小妹妹了吗？她拥有一颗像獴一般的心。勇敢，聪明。她是基兰加所有孩子的头儿，其中还包括她的大姐姐们。”
最近几个月，政府发给我们的薪酬日渐缩水，从接近于零沦落至彻底为零。我们告诉共事的人们，不必仅仅因为缺少资金就气馁。但我们知道，哪怕是在私下里抨击蒙博托，都会冒脑袋被砸开的风险，这自然会让我们气馁万分。我们靠自己能找到的东西过活；听说有朋友们的消息时，总会先深吸一口气。我的老朋友帕斯卡和阿纳托尔的其他两名学生，在南边的一条路上被军队杀害了。帕斯卡的背包里装了一公斤甘蔗和一把打不响的二战时期的手枪。我们是在圣诞节那天听说这件事的，当时法因坦和赛琳·福尔斯前来拜访我们。他们现在住在基贡加，在他们之前说过的那座万巴河边的传教团医院里。能看见他们，我自然很高兴，但每次重逢都会带来可怕的消息。他们离开后，我哭着入了眠。我几乎已经忘了帕斯卡，忘了他分得很开的眼睛和粗野的微笑。如今他悄然步入我的梦中，猛地推开一扇扇窗子，让我措手不及。究竟是什么样的大胆举动，让路上的某个军官注意到了他们？会是因为我愚蠢地教给了他某个英语单词，才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吗？就像我们无知地让家里那只鹦鹉学会了脏话，害它一命呜呼。
之后发生了很多事，让我们的希望日趋渺茫。但每件事都发生得太快，犹如魔术师在变戏法——外国黑手轮番在幕后操纵，白人国王换了一个又一个。黑人只是被推上台前的面孔。蒙博托的美国顾问甚至在这里发起过一次选举，后来却恼羞成怒，因为当选者竟另有其人：得票最多的是安托万·基赞加，卢蒙巴的副官。于是，他们就派军队闯入国会，重新选了一次，好扶蒙博托上台。
“它吃了很多老鼠。现在，老鼠会跑进你的木薯堆里去了。”
我正在逐一失去家人。父亲已然失去，不管他在哪儿。而蕾切尔，我只会更唾弃她，要是我知道要朝哪个方向喷射怒火的话。想必是在南非。我猜她终于采到了富矿，就是她那位极具白人品质、唯利是图的丈夫。我没法找到可靠渠道给母亲和艾达写信。蒙博托的邮政部长是蒙博托老婆的亲戚，去年一年，他已停发了邮政职工的工资，这样他就能用这笔钱给自己在提斯维尔盖栋豪宅。如今得花大笔的钱贿赂，或通过私人关系，才能向国外寄信。至于寄来的信件，我只能认为它们都堆在了利奥波德维尔的某个地方，等着被检查是否能从信里搜刮到钱或值钱的东西。
那个周年纪念日，我们家过得一片阴惨。早上我杀了一条蛇，用大砍刀把它劈成碎块，再把三段蛇身扔进树丛。那是条大黑蛇，雨季快结束时，它一直在后门逡巡。阿纳托尔走出来，看着我的杰作，弹了弹舌头。
比柯基传教站，1965年1月17日
他看着我，看了很长时间，想要琢磨明白我的用意。最后，他问：“你凭什么认为自己的悲哀这么特别呢？基兰加的儿童每天都在死去。此时此地，也有孩子奄奄一息。”
“刺激得让人大气都不舍得喘上一口。”我也赞同。
但形形色色的来访者终究难得一见，大多数时候，日子完全一成不变地过着。我觉得，如果说这种生活无聊，听起来实在好笑。若我小时候试过去想象如今在丛林里的这般生活，应该会被这种冒险经历惊呆吧。我现在倒也是挺呆的，却是因为艰难生活的单调乏味。到了晚上，我们就瘫倒在床。我成天在大豆田、灶间、集市、诊所，以及我在农业学校开授的营养班之间来来回回。每一天，我都在怀疑自己吸收的信息不及给出的多。而卡路里肯定是入不敷出的。我们有木薯和甘薯可以填饱肚子，可是蛋白质比钻石还要稀有。为了一个鸡蛋、几把豆子、一只珍贵的鸡或几条新鲜的河鱼，我整天都要讨价还价。要不然就搭个顺风车去科基拉维尔的集市，在罐装火腿这样的宝贝前驻足凝视，那可要花一大笔钱哪。有时，我还真买了下来！但今年冬天，阿纳托尔的体重下降了。我则瘦得更厉害，八公斤。降速奇快，让我着实有点害怕。或许，我又感染鞭虫了吧。圣诞节期间，我很确定我已经怀孕了，但如今又很肯定并没有在怀。或许我就是因为这个才体重下降的吧。不过还是不向阿纳托尔提这事为好。如果可能的话，不去多想反而更好。
今晚，他会忧心忡忡、筋疲力尽地回到家。若无资金，要想让中学再办一个学期，绝无可能。做父母的都很担心教育只会将他们的孩子置于更大的险境之中。可怕的是，他们没错。但他不会谈这事。他会蹑手蹑脚地走入灶间，潜行至我身后，搂住我，惹得我惊声尖叫、哈哈大笑。他会用指关节摩挲我的头发，喊道：“老婆，你的脸拉得和鳄鱼一样长啦！”
父亲仍继续惨淡经营着他的“耶稣是班加拉”教堂。福尔斯夫妇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父亲在某种狂躁的状态下，一路步行或搭便车到达了基贡加的传教站，嚷嚷说自己体内满是毒素，火烧火燎地让人难受。他声称自己生吞了一条活蛇。传教团的医生给了他奎宁和驱虫药。花钱可以让蛲虫滚蛋，但绿曼巴蛇却不太可能被驱走。可怜的父亲。如今，他已彻底离开了基兰加，没入丛林，或已在雨中融化。有时，入夜之后，我会想，也许他已经死了，而我还不知道。在黑暗中，这种想法摧人心肝。于是我躺在那儿，醒着，酝酿着搜寻他的计划。但到了白天，满腔的怒火又将我搡至截然不同的方向，咆哮着告诉自己再也不要去理会父亲。我没法独自行动，即便有人相助，也不值得去冒这个险。我很清楚现在他对我来说就是个危险。
“意思是那条蛇在错误的一天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当然，阿纳托尔最忠实的狱中通信者乃是班加苏的一名修女，这把他的狱友都逗乐了。通往拯救的长木板！他们就是这么取笑他的，意思是最后的希望。但直到去年秋天我们重逢的那个时候，我对上帝并无多少信心，而且见谁跟谁急，顾不上拯救别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已经受够了“贫穷、贞洁、顺从”这种话，现在要旧装换新颜，让自己成为阿纳托尔的妻子。一辆医疗疏散吉普把我伪装成尸体，一路历经险阻，将我运到了比柯基。那是科基拉维尔郊外一座废旧的橡胶种植园。我的心上人，经历了三年并无正式指控的牢狱生活，最终获释，他正等在这儿，让死人复生。
这是我和阿纳托尔不得不苦苦熬过的一天。我听别人说悲伤可使人亲近，但我和他心里的悲伤却迥然相异。我的悲伤是白色的，毫无疑问，而且还是美式的。我念念不忘露丝·梅的时候，他和其他刚果人却在秘密地为早已丧失的独立举办举国哀悼日。我还记得，多年前，蕾切尔因她那条绿裙子上烧出一个洞而真心地号啕大哭，而与此同时，就在我们门外，赤身裸体的孩子们却因空空的腹中烧灼的胃洞而凋谢。那时我真的怀疑过，蕾切尔的心是否只有顶针那般大小。我想他今天也是那样看我的。除此以外的任何一天，我都可以像我的老朋友、那些本笃会修女那样，祈祷在侍奉更大的荣耀时，让自我意志丧失殆尽。但一月十七日，在我这颗自私的心中，却只念着露丝·梅。
他曾有一次提醒我，第一条绿曼巴蛇是冲他去的。因为是他鼓励大家对我们这些白人进行讨论，才激起了塔塔·库伏顿度的怨火。他责备自己对村落政治做出了误判。我想我们大家的肚子里都有那条蛇，但阿纳托尔却无法拿走我体内的那一条。如果我无法为在这天离世的无数人哀悼的话，那我就从一个人开始，从那里出发。我所珍爱和信任的童年信仰至今已所剩无多，但我仍然知道何为正义。只要我这辈子还在背负着露丝·梅，只要我的耳中仍能听见她的嗓音，我就仍能和她在一起。
他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个危险，且向来如此，我想道。当年法因坦和赛琳回基兰加见到我们那个走入歧途的传教据点时，想必已是大惊失色。我们就睡在他们住过的房子里，却与他们以前的朋友反目成仇，甚至将他们的鹦鹉逐出家门，任其自生自灭。而基贡加的那个传教团医生想必也已发觉父亲是个奇葩——一名头发蓬乱的牧师，肚子里竟然还有条蛇。那位医生明知危险，仍和家人继续留在这里。法因坦认为，他们来自南部某个地方，佐治亚州或肯塔基州。我希望能去拜访他们，用自己的母语，用我舌头上生出荆棘前就已知晓的英语，与他们交谈。
在鼎盛时期结束之后，种植园主的宅院里有部分房间曾被用作军队的库房、产科医院和山羊厩。如今的计划则是用来作学校。科基拉维尔的部长颇为欣赏阿纳托尔，所以对他坐过牢的记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仍聘他当该地区中学的校长。我们还想推出农业拓展项目，培训以前在橡胶种植园工作的工人种田、自给自足。我自愿去诊所干活，一名几内亚医生每个礼拜会从科基拉维尔过来一次，给婴儿打疫苗并看诊。尽管我们吃尽了苦头，但去年秋天，阿纳托尔和我仍是风雨同舟，高声宣讲着“独立”。我们说出这个词的时候，会抬眼望天，仿佛那是一只神奇的鸟儿，我们可以呼唤它，让它自空中下凡。
真相直白而又苦涩：正是今天这个日子令我寒彻骨髓。我试图不去注意日期，但盛开的一品红却冲着我咆哮说，无论如何，那个日子已然临近。一月十七日我会早早醒来，心痛不已。那时我为何要自鸣得意地说：“谁有胆量跟我一块儿出去？”正如我对她的了解，她最最受不了的就是被别人称为胆小鬼，更何况还是被她的姐姐。
这就是与我们同生共息的那种疯狂和恐惧。我们的邻居既害怕蒙博托手下的士兵，也害怕蒙博托的反对者，辛巴们。后者犹如狮子般在刚果北部寻衅猎杀。辛巴们迁怒于所有外国人情有可原，但其行为却日益离谱。我们在短波电台上收听到各种暴行，之后又在蒙博托的官方新闻播报里听到更夸张的版本，很难知道何者为真。大多数时候，我想的是我们要吃什么，让看管孩子这件事占据我的头脑。我的确不怎么害怕辛巴，尽管我是白人。阿纳托尔极受尊敬，我和他的联姻能保全我的性命，不过或许也不能。正义的行事方式充满神秘。
“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