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尊重的是我亲眼所见的东西。要是有外人走进你家，带给你一件礼物，那你家不会不发生一点变化。比如说，他带给你一只炒锅。你已经有一只自己很喜欢的炒锅，但也许这只新锅更大。你会很开心，得意扬扬地把旧锅送给妹妹用。但也许新锅的锅底有个洞。在那种情况下，你会非常感谢你的来客，而等他一走，你就会把它放到院子里，用来装鱼鳞，专门给鸡吃。”
“哦，乡村里会种食物。那里有大片大片的田野。有花生、大豆、玉米，等等。农民种出食物，再装到大卡车里，直接运到大城市，城里人就去商店里买。”
“很有可能。我觉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佐治亚，我认识的每个人都有汽车。”
可我只是问：“恩孔多和加布里埃尔为什么会恨我？”
阿纳托尔扬起眉毛，我估摸着他应该没见过马。它们之所以没法在刚果生活，是因为采采蝇。我在脑海中搜索着能为我的比喻所用的其他干活的牲口，但刚果什么都没有。连奶牛都没有。我想要说明的这一点太真实，所以很难说得清楚。
“没关系。”他说，然后用手碰了碰自己的嘴唇，眼睛向上翻。
“阿纳托尔，我就有一个。在美国，许多人都有。”
“阿布，别胡说。那是不可能的。”
他毫不犹豫地说：“想一次看看整个世界的地图。”
“那我真的会很喜欢。”他说道，此刻的语气是在对成年朋友说话，而非对孩子。这是我第一次能这么确定。
“不对，和集市不太一样。那地方有很大的房子，灯很亮，里面还有许多货架。那儿每天都开门，只要一个人就能卖许多不同的东西。”
“不可能。”
基兰加，1960年9月
“你是个很好的老师。问题不在这儿。”
我只觉得颊上辣辣的，腾地泛起红晕，而窘迫让我愈加脸红。我试着找点话来说，但没辙。我只好将视线拉回自己翻译不出的那些法语句子上。
“想！”
“好吧，即便如此。我认为你对我父亲想要在这儿达成的目标并不那么热心。”
“就是这样。在我看来这就是那个道理。如果有人拥有的东西自己根本用不完，那么别人自然希望他不要独享，这样的想法合情合理。”
“是吗？”
我长时间凝视着阿纳托尔。“这么说，你尊重我的父亲。”
“但塔塔·波安达只能把鱼分走，因为鱼没法保鲜。如果他不给别人的话，鱼就会腐烂，臭不可闻。”
“你不相信我，但这都是实话！你之所以无法想象，我觉得是因为在这里，如果你把大片丛林砍倒，辟出那么大一片田地用来耕种，那雨就会把它变成烂泥河。”
他哈哈大笑。“像木薯田那样长，像奎卢河那样宽。”
“是啊！即便你真的有了点收成，那些路也会被冲走。所以，你也没法把自己种的菜运到城里去。”
“私底下，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白人懂得怎么打开阳光、关掉阳光，懂得怎么让河水倒流。但按照官方口径，白人不懂。这些天，他们从自己的父亲嘴里听到的都是现在独立了，白人不应该待在刚果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他们只是调皮罢了。”
“好吧，不是每个人都有。婴儿和小孩就没有。但每个家庭都有啊。”
“嗯，我觉得自己知道。你那次来吃晚饭，向我们解释了塔塔·恩杜有多么不喜欢那么多人去追随基督的道路，而放弃恪守旧有的道路。我觉得你很可能也是那样认为的，旧有的道路更好。你并不喜欢比利时人办的选举，我认为你甚至对让女孩来学校教书这样的事也没有把握。”
从侧面看阿纳托尔的脸，他的眼睛下斜，脑门高耸，有点像法老或埃及壁画里的神。他的双眼是那种你可以想象得出的最深的褐色。眼白不是白色的，而是淡奶油色。有时候，等男孩子们放学之后，我们就会安坐于校外树下的桌旁。我学习法语，尽量不去过多地打扰他，他在备次日的课。阿纳托尔的眼睛很少偏离课本，我得承认自己老是想找借口打断他的专注。有太多的事情我都想知道。比如，我想知道他现在为什么让我在学校里教书。因为独立，或是因为我？我想问他我们听来的所有那些故事是否都是真的：马塔迪，提斯维尔，斯坦利维尔。卖罐头的小贩在前往基奎特的途中经过基兰加，告诉我们斯坦利维尔发生了大屠杀。他说刚果男孩脑袋上戴着叶子编的冠冕，遭遇比利时子弹时毫发无伤，那些子弹直接穿颅而过，卡在了他们身后的墙上。他说自己亲眼见到了这种事。阿纳托尔就站在那儿，但似乎直接无视了那些传闻。相反，他仔细地挑拣着，最终从罐头小贩手里买了一副眼镜。眼镜的镜片挺不错的，可以当放大镜用——我试戴时，法语词都变得好大，显得更容易读了。它使阿纳托尔看上去更睿智，只是少了点埃及味道。
“真的？你从来没看过？”
“我不应该笑自己的父亲。”我说。
“真的，没那么糟。没问题的。”
他听着，脑袋歪向一侧。“可你父亲仍然来到了这里，一门心思要把美国的菜园设在刚果。”
“大家都拥有这么多车有意义吗？”
“不，不是农民。由店主直接从农民那里买来，再卖给城里人。”
“如果没人翻译他的布道词，他会怎么讲述那些故事呢？”
阿纳托尔的目光穿过他新买眼镜的角质镜框和真正的镜片，一脸惊讶。“是恩孔多和加布里埃尔，不是其他人吗？”他这么说着，慢慢地将他的注意力转到此时的谈话和我身上，“你是怎么发觉的？”
他凑过来，直视着我的眼睛。他的手指从自己的嘴唇移向我的脸，盘旋着，似乎要找一个地方，好放上祝福。“贝埃内，如果你像其他任何人，那你就不会是贝埃内－贝埃内了。”
“我听说过地球仪。印在球上的地图。我不敢确定自己理解得到底对不对，因为我不明白地图怎么能安到一个球上。你见过吗？”
他轻轻弹了下舌头。“你肯定觉得刚果这地方很难相处。”
“真的能行，那儿和这儿不一样。”
如果我未曾从阿纳托尔那里学到法语动词变位的话，那我至少应该学习如何有耐心。
“对，这就是第三点。他们认为你们代表的是一个贪婪的国家。”
“确实不常见，但你也见过这样的事。他会怎么办？”
“当然啦。内尔森就想存钱娶个老婆。你说不定也想。”不知何故，我说这话的时候，没敢看着他，“塔塔·恩杜那么有钱，娶了六个老婆，人人都羡慕他。”
“是圆的。”我说道，震惊不已。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上过种植园的学校，在拥有满架子书的人家里当过差。他的英语说得比蕾切尔要好。可他竟然不知道世界的真实形状。“不是环形，是像这样。”我一边说着，一边窝起双手，“像球那样圆。你真的从没见过地球仪？”
“讲述耶稣的故事和上帝的爱。将他们全都领向主。”
“我没开玩笑。学校教室里也有，到处都有。我经常盯着地球仪看很久，说不定能自己做出一个来。”
他轻轻弹了弹舌头。“我相信什么并不是很重要。我是个老师，我相信乘法表吗？法语每个单词后面都有多出来的字母，就像挂着几个懒散的孩子，那我相信法语吗？这些都无关紧要。人们需要知道他们选择的是什么。我见过许多白人来我们这里，总是带来我们从未见过的东西。要么是把剪刀，要么是药，要么是船上的发动机，要么是书，要么是挖钻石或种植橡胶的地图，要么是耶稣的故事。其中有的东西似乎很好用，有的最后发现并不好用。重要的是去分辨。”
他的手落到了桌子上。“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嗯，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要去某个地方。去工作，去商店，或去做点什么事之类的。”
“这是个好问题。我猜他会试图用法语和刚果语讲，但他总是把两门语言混在一起，讲得很糟糕。村里人也许根本就没法搞清楚他在这儿究竟要干什么。”
“在我家那里，”我说，“我们没有丛林。”
“阿纳托尔，”我终于开口说话了，“如果你可以有这世界上随便一样东西，你想要什么？”
“我父亲认为刚果落后了，他以为能帮上点忙。这样做是够疯狂的，就好比他要把橡胶轮胎安到马身上去一样。”
“要是他们是穷光蛋，说不定更不开心了。”我争论道。
“阿伊，贝埃内。你父亲那头可怜的山羊太不幸了。”
“你知道吗，我不该教数学。我应该教地理。我能告诉你的男孩子们，什么是海洋，什么是城市，还有所有世界上的奇观。”
我最想问阿纳托尔的其实是这个难以启齿的问题：他会因为我是白人而恨我吗？
“这种事不会经常发生。”
“而干旱又会把它烤干。”
“你简直没法想象这儿和我们以前的日子有多么不同。我们那儿有城市，有汽车，有许多东西。大自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被组织起来。”
“但你不想要很多钱吗？”
他哈哈大笑。“为什么要有？帮助他们决定开车去哪儿吗？”
“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那怎么能有足够的食物呢，贝埃内，如果每个人都住在城里的话？”
“但你也需要有点钱。”我坚持道。我确实意识到耶稣就过着赤贫的生活，但那是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代。是环境严酷的沙漠文化，就像福尔斯修士说的那样。“你需要足够的钱买食物，看病，诸如此类。”
“那你们有什么？”
“意思是，像真理一样真。”
“那你只是出于礼貌。你根本就不相信耶稣基督。”
以及他的老婆！我心想。但我禁不住又想起了驮着大轮胎的山羊陷在烂泥里的情景，便咯咯笑了起来。随即又觉得自己很蠢。我根本分辨不了阿纳托尔是尊重我，还是仅仅觉得我是个有意思的孩子。
“我应该做得出。我是说真的。你给我一个光滑干净的葫芦碗，我就能给你做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地球仪。”
他哈哈笑了起来。“你也许是对的。不过，我并没学会怎么去羡慕有钱人。”
“那为什么没人走路呢？”
他这是什么意思，漂亮姑娘！“白人，”我重复道，“那他们认为白人也不懂长除法？”
“甚至给他的敌人？”
“真的，是这样！有的家庭甚至还有两辆！”
“我希望你告诉我贝埃内－贝埃内是什么意思。我难道没有权利知道自己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我能问你另外一件事吗？”
“一个农民能有那么多东西吗？”
“你为什么要替我父亲翻译布道词？我知道你对我们来这儿传教是怎么想的。”
“贝埃内，你在对我撒谎。如果每个人都住在城市里，那他们就种不出足够的食物。”
“完全不一样。”我说道，还想说下去的时候，舌头却轻轻地触到了牙齿背面，不由得品味起完全这个词来。我凝视着我们身后空地的边缘，丛林就是在那儿用浓密的树墙、鸟鸣、动物的呼吸将我们隔开，所有这些都如同我们睡梦中听见的心跳声一般永恒。围绕着我们的是厚实潮湿又生机勃勃的树木和高茎草，覆盖着刚果全境。而我们只不过是某条幽深小径上歪歪扭扭来来回回的小老鼠。在刚果，土地似乎是人的拥有者。我该如何向阿纳托尔解释大豆田呢？说农民坐在庞大的拖拉机里，就像国王坐在御座上，从地平线这头耕耘到地平线那头？那一切仿佛是记忆的恶作剧，又或是一场青涩的梦——不可能真的存在。
“我真的不应该！这是罪！”罪，罪，我感觉被罪恶浸湿，觉得恶心。“以前我都会向上帝祈祷，希望自己能像父亲。聪明，正直，胜任上帝的意志，”我坦白道，“现在，我甚至不知道还能希望什么。我希望我能像其他任何人。”
“从集市上买。”
“如果你不去翻译圣经故事，那村里人也许就会因为错误的理由成为基督徒。他们会以为是我们的上帝给了我们剪刀和抗疟疾药片，从而也想来走上帝之路。”
“有什么区别呢？”
“那儿不像这儿，阿纳托尔。每个地方都离得很远。人们都住在很大的镇子或者城市里，比利奥波德维尔都大。”
“而每个人都想有钱啊。”
“首先，要明白你是个女孩子。这些男孩甚至不习惯听自己奶奶的话。如果长除法真的对年轻男孩在这世界上建功立业很重要的话，那一个漂亮姑娘怎么会懂？这就是他们脑袋瓜里的想法。其次，要明白你是个白人。”
他不太相信地看着我。
“我们那儿的树不像你们这儿的这么有生气。父亲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这儿的植物都是怎么生长的。还记得我们刚来时清出了一块地当菜园吗？现在你根本就找不着它在哪儿了。每样东西都长得又快又大，然后就死了。那片泥土变成了死寂的红色，像腐肉一样摊在地上。然后，藤蔓长得到处都是。我们还打算教这儿的人像我们家那边那样种地呢。”
“所有这些都是。”
他咧开嘴冲我笑。“那么贝埃内－贝埃内这个词，你还想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贝埃内，比利时人并没有来问我，阿纳托尔·恩甘巴，我们应该怎么选举？他们只是说：‘基兰加，这是你们的选票。你们可以把它们投到这只葫芦碗或那只葫芦碗里，要不就全都扔进河里。’我的工作就是把这样的选择解释清楚。”
“贝埃内，我在科基拉维尔的比利时橡胶种植园里工作了很长时间，我见过那里的有钱人。他们总是很不开心，孩子也很少。”
“真是这样吗？”
“我想你说得对。如果他们理解不了你父亲，他们倒是有可能越来越喜欢他的，也有可能越来越不喜欢。这不好说。但如果他们理解他说的话，那他们就能做出自己的决定。”
“它们不会再长回来吗？”
阿纳托尔笑了，用手指着我的鼻子。“那就是刚果人对钱的看法。”
“好吧，有点钱就行。”他同意了，“每个村庄都有一辆车，一台收音机。你的国家能给我们这么多吗，埃－耶？”
阿纳托尔和我都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把椅子当鼓敲在伯利恒中学也许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推论，因为那里的小男孩向来是脑袋一拍就开始捣蛋。但这里的男孩的家庭都是节衣缩食，好不容易攒到点钱，才能让儿子来学校读书的，谁都不会忘记这一点。上学是个重大的决定。阿纳托尔的学生都相当用功。只有当阿纳托尔去教其他年纪大的孩子分不开身，由我去试着教他们数学时，他们才会起哄大闹。
“那倒有可能是真的。”
我合上书，当天的法语动词学习就到此为止了。“阿纳托尔，那毫无道理啊。他们不想和我们做朋友，不尊重我们，在利奥波德维尔，他们还洗劫了白人的家。但他们却想要美国给他们钱？”
“安到山羊身上。”我总算说出口了，“轮胎安到山羊身上。或安到鸡身上，或老婆身上。那些我父亲认为能让活儿干得更顺手的工具，根本没法用在这儿。”
“我完全不知道他想要达成什么目标。你清楚吗？”
我微启双唇吹出一口气，像是一匹精疲力竭的马。“之所以是恩孔多和加布里埃尔，而不是其他人，是因为我在解释长除法的时候，他们会把椅子当鼓敲，让别的孩子根本就听不见我说的话。”
“贝埃内，你想想。”他耐心地解释着，好似我是他的学生，栽在了一道容易的题目上，“当一个渔夫，就说塔塔·波安达吧，在河上捕鱼的时候运气好，回家时载了一船的鱼，他会怎么办？”
“塔塔·恩杜的工作很难做。他需要许多老婆。但不要这么肯定，认为每个人都很羡慕他。我自己就不想做他的那份工作。”阿纳托尔哈哈笑了起来，“也不想要他那些老婆。”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那些食物是从哪块田地种出来的？听上去很恐怖。要是有毒呢！”
“可如果你稍微有点富余的东西就要分走，那你永远都不会富裕了。”
“我想是的。我知道塔塔·波安达很不喜欢塔塔·金萨那，但他给塔塔·金萨那的老婆们的鱼最多。”
“我没能一次全部看到。我想不明白它到底是三角形、环形，还是正方形。”
他悲哀地笑了笑。“贝埃内，他们是不会相信你的。”
“大片的田野。像木薯园那么宽，像奎卢河那么长。我猜以前是有树的，但都给砍了。”
他掂量着这个请求，左手仍旧夹在书里先前读到的地方。“可以。”
“他会扯着嗓门唱歌，每个人都会过来，他会把鱼分给他们。”
“有哪些是你觉得没道理可言的？”
“好吧，你没错。他们所有人都恨我。”我哀叹，“我觉得我不是个好老师。”
“我碰巧知道，他们还认为美国和比利时应该给他们许多钱，足够让每个人都买得起收音机、车子之类的东西，是内尔森告诉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