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以为贝耳是生活的神吗？
就在八月的那同一天，我当时所知的只是：我家里的痛苦似乎盈满寰宇。露丝·梅日渐衰弱，发着高烧。那天也是蕾切尔的十七岁生日。我把绿玻璃耳环用餐巾纸包好，希望能和我的大女儿稍稍缓和关系，和睦相处。与此同时，还要用浸湿的海绵为我的小女儿退烧降热。彼时彼刻，艾森豪威尔总统正下令接管刚果。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的家宅就是整个世界，而他早已下定了决心。他想，他已经给过卢蒙巴一个机会了。刚果已经独立五十一天了。
玩家们快速应对，秘密行动。每一次激烈的转向，均横扫河流、森林、大陆和海洋。唯有进口的玻璃义眼和曾经参天如今却枝干分离的土生树木见证了这一切。
——《神与蛇》1:6
这是我想象出来的场景。我经年累月地从自己读过的东西中将碎片拼接起来，最终使它呈现出全貌。我试图去想象这些男人及其所玩的游戏，因为如此有助于我将自己可悲的行为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之中，从而显得不怎么严重。当他们在地图上划分我脚下的土地时，我做了哪些鸡毛蒜皮的事呢？头顶烤玉米走过的那个女人又是谁呢？她会不会是我在赶集日上与之讨价还价的某人的远房亲戚？我们俩怎么会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都对世界的运转规则一无所知呢？
十一月二十七日，一大早，也许我正为了做早饭而拨弄着火炉，卢蒙巴逃脱了。他得到遍布刚果全境的支持者网络的秘密襄助，从利奥波德维尔逃到了我们村乃至更远的地方。当然，没有人对我说起这事。我们只是略略听说卢蒙巴有麻烦了。老实说，我们对西部正在下大雨，或许很快就会滋润我们那片干涸村庄的消息更感兴趣。结果，雨水给总理提供了庇护。利奥波德维尔前一天晚上就已成泽国。我可以想象到清冽空气那丝缎般的质感，刚果土地的气息蜷缩于苫顶的枯草之下。在浓密的雾气中，一名卫兵的香烟闪着神经质般的红光，他坐在那儿想入非非，咒骂着这寒冷，但说不定又因这雨而欢欣鼓舞——他极有可能就是农民的儿子。但不管怎么说，此刻仅他一人驻守在利奥波德维尔卢蒙巴被软禁的家宅的前门。旅行车在黑暗中急刹，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嘎吱的响声。卫兵起立，抻了抻制服，看见旅行车里全是女人。一车子上完晚班的女佣，正在回家的路上，前往城郊的棚户区。男孩脸上浮现出不耐烦的神色：他整天都在忙着国家大事，没工夫和女仆、司机瞎扯。他竖起拇指和食指，让旅行车通过。
这件事发生十五年之后，我在亚特兰大，坐于收音机旁，听丘奇参议员及其特别委员会针对刚果召开的听证会。我的指甲紧抠着掌心，直到抠破皮肉。我当时究竟身在何方？难道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吗？八月的那场政变，我敢肯定我们一无所知。从卢蒙巴遭囚、逃跑，到重新被捕被杀害的五个月里，我又记得——什么呢？干旱天气里烧水做饭的种种艰辛；教堂里发生的一场屈辱事件；村里日益严重的纷争；当然，还有露丝·梅的病；以及和利娅的激烈争吵，因为她想和男人一起去打猎。每一天我都过得提心吊胆，我与那些以月或年为单位发生的事件完全脱离了联系。历史根本没有出现在我的脑中，直到现在，领悟才悄然而至。如今我知道，无论你有何种负担，想让自己与那些强人的命运保持距离，都是妄想。在一九六一年一月那可怕的一天，卢蒙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也是。从猫头鹰双翼上坠落的刚果甚至让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也受到牵连，我们这些传递善意的信使在错误意图之海上漂泊无依。
你大可诅咒死者或为之祈祷，但别指望他们会为你做任何事。他们已然远去，远得对观看我们、看我们以天堂之名会干出何种勾当毫无兴趣。
后座的后面，总理紧贴着女仆的及膝白丝袜，蜷伏于一张毛毯之下。
这就是当时的情形。
桑德林岛
军队在距离我们村不到五十英里的地方重新逮捕了卢蒙巴。人们麇聚于途，用棍子或神物敲打着押解他回去的士兵的钢盔。该事件通过鼓点飞速传出，传遍全省，再传及更远的地方。我们的几个邻居甚至赤着脚跑去，想去助他们被俘的领袖一臂之力。但身在那场雷霆风云之中的我们，身在那则足以轰炸我们耳膜的消息里的我们，却一无所闻。卢蒙巴被解往提斯维尔监狱，然后飞往加丹加省，最终遭残忍拷打而死，为了避免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未将他的尸体归还给他的寡妇。
但运气太差。那两个人驶抵宽果河后，向某个一脸震惊的渔夫拼命打手势，却毫无效果。他们想让他去唤醒摆渡人。渡轮蹲伏于对岸的浅滩上，前一天晚上，卢蒙巴一行就是从那儿下船的。这两个流亡的要人均来自巴特特拉部族，在教会学校里学会了法语，却对利奥波德维尔以东、捕鱼为生的宽果部族的方言一窍不通。以前这并没有大碍；独立前，几乎没有人会去想整个刚果的地理。但此刻，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清晨，这决定了一切。河面不算宽，他们能清楚地看见渡轮，能把它指认出来。但渔夫只是盯着这两人的城里装束，他们一尘不染的双手和嘴里发出的简直令人难以理解的音节。他可以看出他们满心绝望，他给了他们鱼。
“你不见贝耳每天吃喝那么多吗？”
刚果人说，苍蝇叮一口，世界可能就玩完。事情的开头就是这么简单。
卢蒙巴一行等了大半天，直到得到一名地方官的救助，被带至布隆古。他们在那儿停留歇脚，因为卢蒙巴的妻儿已是饥肠辘辘，需要充饥。当总理等在树荫下，掸着裤子上变干的烂泥时，一个村民认出了他。很快，兴奋的人群便将他包围起来。他即兴发表了一番演说，表明非洲对自由的渴求是无法遏制的。人群中，隐藏着一个南非的雇佣兵飞行员，他有台无线电。不久，中情局站长获知卢蒙巴逃走了。刚果全境无形的无线电波飞快地散布了几个加密的词：兔子已逃。
刚果独立十五年后，即一九七五年，一群参议员组成了丘奇委员会，着手调查针对刚果进行的那些秘密行动。世界为之震惊。丘奇委员会找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秘密会晤记录。在重门深锁的房间里，这些人促膝相聚，认为帕特里斯·卢蒙巴对世界安全造成了威胁。听好了，就是那个每天清晨都会在满布凹痕的马口铁碗里洗脸，跑到精心挑选的灌木丛里解手，然后走到外面去查看和研究他的国家的诸多面向的帕特里斯·卢蒙巴。想想看，如果他从满屋子那些把指甲修剪得光滑整齐，可以调兵遣将、部署原子弹，拥有毁灭这大地上的每一个生命的力量的白人口中听到这话——对世界安全造成了威胁！——那他又会作何感想呢？卢蒙巴会似猎豹一般呼号吗？抑或，他只是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擦镜片，摇摇头，微微一笑？
一辆标致和一辆菲亚特等在街口，先后跟上了旅行车。这三辆车往东驶去，出了城。搭乘渡轮穿过宽果河后，总理就从后座后边起身，伸了伸他那细长的骨架，和妻子波利娜及小儿子罗兰在这辆属于几内亚大使馆的车内相聚。之后，车子独自前行，继续东行驶往斯坦利维尔，忠于他的人正在那儿等着欢迎他们的首领，他们全心全意地相信他定将重圆自由刚果之梦。
也许只不过是某种机缘邂逅。比方说，一个比利时人，一个美国人。两个老朋友有着共同的渴求，都想插手钻石生意。一只苍蝇嗡嗡嗡，点燃了人心里的火。他们把它赶走，踏入了比利时人设于伊丽莎白维尔的华光锃亮的办公室。他们小心翼翼地问候彼此的家人和收益，聊了聊自己在这样一个变化剧烈、机遇迭出的时代如何谋生。一张刚果地图躺在他们中间的桃花心木桌上。当他们谈起劳力和外币时，他们的渴求仿若有了自己的意志，驱使他们抛开绅士的话题，转而去舔舐桌上地图的四边，直至将之瓜分殆尽。他们轮流俯身于地图之上，犹如排布棋局一般，以意气相投的精明风范指明自己的行动步骤——文明人借着下棋便能玩一局以假乱真的杀人游戏。指点江山之际，他们会仰起脑袋，转动着球状玻璃杯中的血色白兰地，看着酒液沿着玻璃曲壁而下，留下道道脉络。他们慵懒地将地图上的指点付诸命令。谁来当国王、战车，以及从远处发起攻势的主教？哪些被当成炮灰的兵卒会被扫至一边？非洲人名翻卷四散，犹如干花的花蕾，被懒散的拇指和食指捏碎——恩戈玛、穆肯戈、姆雷雷、卡萨武布、卢蒙巴。它们都碎裂成了地毯上的尘埃。
但路况极糟。烂泥对木薯的存活功莫大焉，对汽车而言却是滑铁卢。他们蜗行牛步地从晚上驶至拂晓，却终因爆胎而止步不前。卢蒙巴走到水沟旁已被碾平的草丛上，此刻仍是一身整洁，司机则在卖力地换轮胎。然而这番努力却使黑乎乎的潮湿路面变得愈发一团糟。当他再次发动汽车时，车子一动不动。卢蒙巴跪在烂泥里，贡献出自己的肩膀，一齐用力往前顶撑后杠。无济于事。他们绝望地陷在泥沼之中。只能等援兵。但因自由而来的狂喜仍在，他们充满了自信。在他们一行的后面，卢蒙巴的两位前内阁成员正坐着另一辆车，从利奥波德维尔赶来。
波利娜和孩子们伤心欲绝，然而无骸可葬对一个刚果家庭来说更为可怕。尸身无人哀悼，灵魂就不得安息，它会在夜间飞来飞去。那几天晚上，波利娜上床时，都会恳求丈夫不要用他的喙咬啮生者。不管怎样，我就是这样想的。我认为她肯定祈求过他不要去偷取那些占据他位子的人的灵魂。尽管有她的祈祷，刚果仍落入了毫无灵魂可言的浅薄之人手中。
一九六○年八月末的一天，时任中情局局长的一位名叫艾伦·杜勒斯的先生向刚果站站长发了封电报，暗示他尽早便宜行事，将刚果政府替换掉。站长劳伦斯·德夫林先生接到指示，应在保密的前提下尽可能采取大胆行动——比如说政变。为此目的，即刻会有一笔资金支援，用来支付士兵的薪饷。但刺杀成本更低。一群亡命徒带着枪，泯灭了良心，听从他的差遣。而且，为周全计，还聘请了一位名叫戈特利布医生的科学家制作毒药（后来良心发现的医生在听证会上提供了证词），他的毒药能在服用者体内生产致命病菌，就算不能彻底杀死卢蒙巴，也足以使之身残，难以担当人民领袖这一角色。
在绅士们修剪得毛发齐整的脑袋的后面，深色桃花心木支架正昂首伫立。这间办公室的镶板曾呼吸过刚果丛林的潮湿气息，庇护过生命，感受过枝条上蛇腹的鳞片。如今，它屏住呼吸，背靠着墙。架上的犀牛和猎豹首级也是如此。它们都是身为狩猎者的比利时人那娴熟技艺的明证。在这座外国人建造的房子里，身首异处的它们都成了喑哑的窥伺者。窗外的棕榈叶迎着劲风噼啪作响。一辆汽车缓缓爬过。一页页散乱的报纸被吹入露天排水沟里流动着的恶臭熏人的污水中；报纸沿街翻卷而去，最终一页页散落在水面上，犹如一块块半透明的蕾丝织物漂浮着。没人说得出那上面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一个女人头顶着一篮烤玉米，大踏步地沿着沟边前行。当比利时人起身关窗时，便闻到了所有这些气味：暴雨、臭水沟、头顶玉米的女人。他关上窗，返回他自造的世界里。窗帘是缎料的。地毯是土耳其的。桌上的钟是德国造的，虽旧却极精准。墙上的首级用进口的玻璃眼球注视着这一切。完美无瑕的钟表嘀嗒着，在秒与秒之间的短暂空隙里，幻想变成事实。
哦，想要修复宿命，是个不错的念头，可那是决然无望的事。那条小径一直可回溯至我们出生之前的时代，直没入那口深井之中，像扔出石块一样诅咒我们自己的祖先是件容易的事，但那不过是在咒骂我们自己和所有造就我们的事物罢了。如果我未曾与那个名叫拿单·普莱斯的牧师结婚，我那几个各有个性的孩子也就永远不会见到这世界的光亮。我穿越了自己的命运之谷，仅此而已，并学会了去爱那些可能会失去的东西。
德夫林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同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蒙博托坐在一起，蒙博托刚刚晋升为上校。九月十日，他们让联合国提供一百万美元用以收买人心，美国国务院也已制订了政变的计划，让蒙博托接管整个军队。万事俱备。九月十四日，军队控制了独立而早夭的刚果共和国，卢蒙巴在利奥波德维尔被软禁，包围他家的都是蒙博托刚收买来的士兵。
奇怪的是，当它真的来临时，我却觉得自己好像从结婚起就一直在等着它。等着斧头下落，好让我在走开时心中不必怀有丝毫的宽恕和原谅。也许，悲剧从我婚礼那天起就开始了。甚或更早，从帐篷布道会上我初次对拿单行注目礼就开始了。陌生人邂逅，世界末日便随之铺陈开来。谁能说得清它是从何处开启的？许多年来，我都在回望那条泥泞的道路：要是那天清晨我没有让孩子们落到我的视线之外，该有多好。要是我一开始就不让拿单将我们带到基兰加，该有多好。要是浸信会没有插手让刚果人更改信仰的事务，该有多好。如果美国人及其之前的比利时人并未沾满非洲人的鲜血、攫取他们的财富，又将如何呢？如果白人的世界和刚果根本没有交集呢？
假以时日，成批成批的人都会被拖入这场游戏中，有乌木般的黑人，也有象牙般的白人：中情局刚果站站长，国家安全委员会，甚至美国总统。一个名叫约瑟夫·蒙博托的刚果年轻人赤脚走入了一家报社，抱怨自己在军队里的伙食太差。报社的一个比利时记者在他身上发现了机警与天然的野心——对于任何一种游戏而言，此种结合总是不无裨益。他将年轻的蒙博托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教他如何飞升至风轻云淡的高处，外国人都住那儿。战车终将成为国王。至于那将要被取代的棋子呢？帕特里斯·卢蒙巴，邮局工人，当选全国首脑。比利时人和美国人一致认为，卢蒙巴太棘手了。他令刚果人兴奋莫名，不让白人指手画脚，宁愿找黑人商议，找黑人办公司。
那些天，在我们为每天的面包伤透脑筋的那段日子，我还在灶间里放了张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相片，聊以做伴。我从杂志上剪下这张照片，把它钉到揉面包用的案板上方。它已彻底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能记得他的每一个细节：细框眼镜，斑点领带，亲切的笑容，祖父般的秃脑门犹如温馨明亮的电灯泡。他看上去慈眉善目，让人心生信赖。那是来自家乡的灯塔，让我想起我们此行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