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肢体健全、身体健康，你会主张：他们怎么会不兴高采烈呢？那些悲惨可怜的乞丐难道不是都想和我一样吗？
化成瑰宝，富丽而珍怪。
她从帽檐下抬眼看着我。她的眼睛呈现出宽广、坚硬、花岗岩般的蓝。
“谁说我们不能？”
高挑，挺拔，虽是我现在的模样，可我内心里仍旧是艾答，那想要说出真相的小小畸形人。力量就在平衡当中：我们的伤痕铸就了我们，一如我们的成就。
因为如果那样，你也就自由了，而我却不想那样。我想让你记住他是如何对我们的。
她停下手头的活，将泥铲靠在膝上，看着我。“允许我们记住吗？”
“你想忘记吗？”
并不见得，真的，身体健康者的傲慢令人错愕。没错，也许我们都希望能快速地到处走动走动，能用双手拿着东西，但那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赶上你们其他人，不然就得抄经文。我们倒是宁愿就像我们自己那样，一切也能安好。
“但我喜欢我那时的样子。”我告诉她。
在这儿，在西方文明之中，我们的美德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简单直接：期望完美，羞辱缺陷！可怜的艾达，偏瘫，邪恶，烦扰着我们。近来勉强稍稍让步，认定黑皮肤或瘸腿虽并不完全是某人的过错，但那人仍应显示出良好的素养去表现得羞愧难当。当耶稣治好了那些跛腿的乞丐时，他们难道不该站起来，跑下舞台纵情跳舞，将拐杖往斜刺里乱戳，挥舞着他们的大礼帽吗？万岁，现在全都好啦，万岁！
却都经受了海水神奇的变幻，
他的骨骼已化成珊瑚，
五寻的水深处躺着你的父亲，
“伯利恒没一个女人问过我露丝·梅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除我便再无一人怀念艾答了，甚至连母亲都不想念她。看着自己分娩出的这只一蹶不振的小鸟儿终于可以挺直腰板，自在翱翔，她似乎喜不自胜。
那你现在难过的是什么呢？
“蕾切尔还是老样子吗？”
这无关生死。这个男人占据了我们全部人的生命，至今仍坚守着他的宣言。如今，我们将不得不携带着他那领受了海水神奇变幻的、富丽而珍怪的各个部分，四散各地。我们彼此疏离，情智纷扰，在最黑暗的时刻凝视着那些明珠，那些珊瑚骨骼。我就是从这些东西里生出来的吗？他有多少罪也是属于我的呢？又有多少惩罚也属于我呢？
母亲漫不经心地看着照片，除了上面有姐姐们的那些。她会停在那上面，注视很长时间，仿佛正在倾听她们柔声细语的自白。
我知道她没错。就连刚果也在试图脱离自己旧时的血肉，假装自己从未有过伤痕。刚果是个置身于阴影中的女人，心眼坏，行左踏右皆随鼓点而动。扎伊尔则是个高个子的年轻男人，忙不迭地把盐往肩后撒去。所有的旧日伤痕均已更名：金沙萨，基桑加尼。好像从来就没有过利奥波德国王，厚颜无耻的斯坦利也不存在。埋葬他们，忘了他们。除了锁链，你一无所失。
“好吧，艾达。想说什么就尽管说吧。”
最后，轮到我自白了。我告诉她他死了。奇怪的是，她竟然毫不关心个中细节，但我还是和盘托出。
“这是真的。”我说。我脑海中有清晰的画面，我甚至能嗅到冰冷的汽油味，感受到它将床单浸湿。我至今仍能想象出那感觉。
“他死了，你难过吗？”
他眼睛是耀眼的明珠；
“利娅说他可能本来就想走这条路。”我说，“那是荣耀之火。”
“艾达，现在这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吗？”
“利娅瘦了。”我说，“但她走起路来还是飞快。”
就我自己而言，我偷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我仍旧是艾达。但我不再歪歪斜斜地走路、不再拐弯抹角地说话，你现在很难认得出我。我走起路来，不再是明显的一瘸一拐。奇怪的是，我花了好多年才接受了自己的新姿态。我发现我已不再拥有艾答，不再拥有那来回往复的神秘了。同我那撕裂身体的拖累一道丧失的，还有旧时的阅读能力。当我打开一本书时，词语便自行在页面上列成了狭隘的单行纵队。镜像回文诗歌在我的头脑中尚未成形半首，便自行抹去。我很想念那些诗歌。有时，入夜后，我会悄悄地，像海德先生似的，故意一瘸一拐地在自己的公寓里绕着走动，想找回旧时观看与思考的方式。和杰克医生一样，我也渴望着那蜷伏于我体内的特别的黑暗，有时，它几乎就要降临。架上的书升起，排列成一道道音乐般的彩色实线，世界退去，它那隐匿的形状猛地冲向前，与我的双目相对，但这感觉从来没法维持。待晨光亮起，书又全都挤成一排，书脊朝外，变成化石，了无生气。
但没有了这歪斜的视角，我又如何能杜撰出自己的故事版本呢？滑脱旧时皮肤，离开犯罪现场，怎么可能是理所应当的呢？我们来了，我们看见了，我们带走了，我们抛下了。我们必须容纳自己的焦虑和悔恨。母亲虽一直想将自己洗净，却依旧迷恋着身上的泥与尘。她仍冷酷无情。她声称现在我就是她的小女儿，可她却仍旧紧搂着她的小宝贝。我相信，要等到她亲耳从露丝·梅那儿听到宽恕之词的那一天，她才会放下那份重荷。
蕾切尔看上去不可能知道什么叫忏悔，但实际并非如此。她脖子上戴着那些惨白的眼睛，以便眼观八方，避免受到攻击。利娅全盘照收——骨头，牙齿，头皮——用它们给自己编织了一件苦行的僧衣。母亲的创造则无比精致，我实难尽述。她的造物在她的房子里占尽空间，她必须小心翼翼地在黑暗里绕着走动。
“哦，艾达，我那时候也很爱你啊。我从来没有轻视你，但我希望你能更好。”
“哦。”我说。潮湿的地面将她牛仔裤的膝头濡湿成大块的深色，似血渍般随着她的动作扩散开来。
我一回来，就开车去看她了。我们一起坐在她那张瘦骨嶙峋的沙发上，拿着我在非洲拍的照片。我挑了一些，摊开让她看。在她咖啡桌上摆放的贝壳中间，那些照片犹如一潭闪亮的色彩。
“他想怎么样，我根本不在乎。”
但我恰恰无法苟同。若你曾遭锁链加身，你的双臂总会留下镣铐的印痕。你不得不失去的乃是你的故事，你歪歪斜斜、跌跌撞撞的前半生。你将瞅着自己双臂上的疤痕，却只看见丑陋，或者你会小心翼翼地望向别处，却又一无所见。不管怎么样，面对你来自何方这样的故事时，你都将无言以对。
她坐在那儿，一脸迷茫。“我有些紫罗兰花要去种一种。”她说着，便往外走到后门的门廊上，纱门砰地合上了。我跟着走了出去，发现她戴上了那顶旧园艺草帽，一手已提着泥铲，另一只手上则稳稳地托着紫罗兰的苗床。她猫着腰穿过缠绕着的忍冬花丛，走到了花园的小径上。像抡着大砍刀似的，她用泥铲劈开几株过度繁盛的藤蔓——那些藤蔓都拥挤在她那丛林般的小小门廊上。我们自觉地沿着小门廊走进了大门边的生菜田。她跪在腐殖土上，开始在地上凿洞。我蹲在旁边，注视着她。她的帽檐很宽，帽顶已全部绷裂，就好像她脑子里的什么东西早已爆裂过了好多次。
“我能猜到。”
“还有在亚特兰大和我共事的所有人，那时候我从事的是人权和非洲救援的工作，我们一次都没聊过我有个疯狂传福音的丈夫仍然在刚果的某个地方。他们都心知肚明，但又觉得很尴尬。我猜他们是认为一旦说出来就是对我严厉的指摘吧。”
那你为什么没这么做呢？把我们俩一起烧了，你要是早这么做了该多好。
在我身上曾有两个无法匹配的半身人，她们相加时会大于一，对此我该如何解释呢？在刚果，我一半是本杜卡——走路歪斜的人，一半是本杜卡——膘肥体壮的鸟儿，狂野鲁莽地在河岸边横冲直撞，令你倒吸冷气。我们俩各有各的优点。这种天赋，我找不到合适的名字给它命名，所以它死去的时候，连个像样的葬礼也没有。如今，我已是体面的普莱斯医生，看什么都直来直去。完全让位于我正常的那个头脑了。
他的全身没有一处朽腐，
亚特兰大，1985年1月
“那么我来讨论。”我说，“我鄙视他，他是个卑鄙小人。”
她将花苗从苗床中抽出，解开柔嫩的白色根茎纠结成的网。她就这样用赤裸的双手将它们栽入地里，捅一捅，再轻轻地摁一摁，像是将络绎不绝的小孩子放到床上去。她用左手的手背抹掉了脸颊两侧的泪水，在颧骨上留下了几道黑色的泥纹。活着就会被标记，她无声地说着。活着就要去改变，就会死上一百次。我是个母亲。你们不是，他也不是。
问得好。“虽然境况变化很大，”我说，“可如果蕾切尔回伯利恒参加高中同学聚会的话，她肯定能赢得‘纹丝不变’奖。”
“那都是父亲的罪。”我说。
在亚特兰大长时间从事志愿工作之后，母亲搬到了佐治亚州海岸边的一座小村落里。村子在桑德林岛上，村里满是古老的小石屋。她把那些沉没的宝藏也带到了她海岸边的小居所。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我想是为了逃避吧。我去看她时，每次都是在屋外带围墙的花园里找到她。她将双手没入护根的土中，揉捏着山茶花的花根。如果她不在家，我只要走到古老的卵石路尽头，就会看见她站在海堤上，穿着雨衣，没穿鞋，凝望着大海。奥利安娜和非洲僵持不下。骑着单车飞驰而过的孩子们都会绕开这位戴着塑料头巾的赤足老妇人。但我可以告诉你，她丝毫没疯。我母亲最理智的姿态，就是只穿戴必需的衣物，将多余的着装抛在身后。鞋子会干扰她的交流，因为她需要一直对脚下的土地说话，请求宽恕。承认，否认，认错，重新为那些可憎的事件绘出路径，为自己的共谋找出合理性。我觉得，我们皆是如此，试图杜撰自己的故事版本。所有的人类颂歌就其本质来说只是一首而已：“我的一生：我从历史中偷取了什么，我又如何与之共处”。
“父亲的罪不会被讨论。事情就是这样。”她又捅起了泥土。
“你知道我最恨他的是什么时候吗？就是他以前取笑我那些书，取笑我的阅读与写作的时候。还有，就是他揍我们的时候，尤其是揍你。那时我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在他床上浇汽油，把他活活烧死。我没那么做，是因为你也在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