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 - 1954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好朋友。我们两人有许多共通点，或许是太多了。米盖尔跟我谈书，也谈他最崇拜的弗洛伊德，他还聊了音乐，但聊得最多的还是老朋友胡利安。我们几乎每个礼拜见面。米盖尔向我叙述胡利安当年在圣加夫列尔教会中学的种种趣事，他还保存了一些旧照片，以及少年胡利安所写的短篇故事。米盖尔非常崇拜胡利安，借由他的叙述和回忆，我慢慢认识了胡利安，至少对素未谋面的他有了一些概念。一年之后，米盖尔向我表白，说他已经爱上我。我不想伤害他，但也不能欺骗他。谁都不可能骗得了米盖尔。我告诉他，我非常感激他这份心意，他虽然已经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但是，那毕竟不是爱情。米盖尔说，他早就知道了。
“我住这里就好，只要不会对你和库兹造成不便……”
他和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亲人几乎没有往来，而且他将他们视为陌生人。他没有结婚，平日足不出户，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楼上，因为那是他的书房所在。他天天在里面狂热地工作，除了替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报章杂志撰写散文和专栏，他也翻译德文和法文文件、校订百科全书和小学课本。米盖尔是用工作弥补愧疚感的人，对于他人的懒散，他不但尊重，甚至很羡慕，因为那是他做不到的。他并不以辛勤工作为傲，他甚至自嘲，说他的工作狂是懦弱的另一种表现。
一九二一年的一个冬夜，依莲·玛索在巴黎发现了流浪街头的胡利安·卡拉斯，他已经不记得自己的名字，而且不停地咳血。他身上只有几个铜板，以及几张对折的手写稿。依莲读了那些手稿，自认碰到的一定是个名作家，因为喝得烂醉而流落街头，等他意识清醒过来，说不定哪个好心的出版社老板还会奖赏她哩！这是依莲的说辞，但胡利安知道，她是出于怜悯而救他的。他在依莲酒店楼上的小阁楼休养了六个月。医生告诉依莲，假如这个人又再摧残自己的话，就是神医也束手无策。当时，他的胃和肝已经严重损坏，这辈子除了牛奶、新鲜白奶酪和松软的面包，其他食物都不能吃了。当胡利安恢复言语能力的时候，依莲问他究竟是谁。
我问他，那个多次打电话到出版社询问卡拉斯地址的人是不是他？他说不是。我看他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这才意会到，真的不能轻易透露那个地址，绝对不行！
如此令人感佩的高贵情操，和我印象中卡贝斯塔尼汲汲于利的生意人形象有如天差地别。或许，我一直都错看他了。我对卡拉斯这个人越来越好奇。所有和他相关的事情，似乎都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出版社每个月至少会接到一两通打来询问胡利安·卡拉斯地址的电话。不久，我发现打电话的都是同一个人，只是用了不同的名字罢了。我顶多只能照着小说封底的作者介绍告诉他，卡拉斯定居巴黎。经过一段时间，那个人终于不再打电话。为了以防万一，我在出版社的作者档案中，把卡拉斯的地址删除。我是唯一和他通信的人，他的地址，我早已倒背如流。
在巴黎，他靠着依莲·玛索的慈悲怜悯而得以幸存，她也是唯一鼓励他继续写作的人。她最喜欢读的是浪漫小说，以及圣徒和殉难烈士的传记。在她看来，胡利安最大的问题是，他的内心中毒已深，所以只能写出惊恐、晦涩的情节。即使如此，依莲还是帮胡利安找到了愿意替他出书的出版社。此外，她提供阁楼让胡利安居住，帮他打点衣着，带他出门晒太阳、透透气。她也替他买书，每周日带他去教堂望弥撒，然后一同散步。依莲救了他这条命，她要求的回报，除了友谊，就是要胡利安承诺她继续写作。后来，依莲偶尔也让他带酒店的小姐回去过夜，虽然他们只是相拥入眠。依莲还开玩笑说，酒店里那些小姐都跟他一样寂寞，她们图的只是片刻温存。
几个月后，我偶然看到印刷厂寄来给卡贝斯塔尼先生的账单。一看才发现，原来，出版胡利安·卡拉斯作品的所有相关费用，都是由另一个人汇款支付，他的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米盖尔·莫林纳。不仅如此，实际的印刷和发行费用，比米盖尔支付的数字低很多。数字不会骗人：出版社将印刷完成的书直接堆放在仓库里，然后报假账捞一笔。我没那个胆子去质疑卡贝斯塔尼先生的财务疏失，因为我怕会丢了差事。不过，我倒是从账单上抄下米盖尔·莫林纳的地址，那是位于布塔费利沙街的大宅院。我把他的地址保存了好几个月，一直无法鼓起勇气去找他。最后理智战胜了一切，于是我去他家告诉他，卡贝斯塔尼先生骗了他的钱。他笑着告诉我，他早就知道了。
胡利安默默盯着我看了好久，然后对我露出微笑。
“你已经爱上了胡利安，只是你并不知道罢了。”
当我正要献上吻时，他缓缓摇头，在我手上吻了一下。
献给 P
“当一个人沉浸在工作中的时候，你在他眼里看不到生命。”
“佩内洛佩。”他答道。
“嗯，这样好多了！”
“你打算在巴黎停留几天？”他问道。
与伽利玛出版社的签约事宜，加上拜访其他几家出版社，所有公事整整花了我三天，时间和我预估的一样。胡利安帮我找了一个导游兼保镖，这男孩不到十三岁，名叫哈伟，他对巴黎的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不管我去哪里，哈伟一定陪我到门口，他甚至还指点我在哪家咖啡馆吃三明治比较好，哪些街道巷弄最好别去，哪里的景致最美。我去拜访出版社，他就在大门外等候，不管等几个小时，他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而且说什么都不肯接受小费。哈伟说着一口怪腔怪调的西班牙文，偶尔还混用意大利文和葡萄牙文。
胡利安在酒店大厅的钢琴前坐了下来，前面站了十五个只穿着性感内衣的未成年酒店小姐，他演奏了一段肖邦的小夜曲。结束之后，全场报以热烈掌声，只有依莲除外，她说那音乐听起来死气沉沉的，她的酒店可是做活人的生意啊！于是，胡利安特别为她弹奏了轻快的爵士乐以及奥芬巴赫的作品。
一九三三年八月，胡利安寄来一封信，说他已经完成新作《教堂神偷》的手稿。卡贝斯塔尼先生原本打算九月去巴黎，和伽利玛出版社签订几份合约，没想到痛风的老毛病又犯了，在床上躺了几周都没好。为了奖励我平日工作认真，他决定派我去法国签订新合约，顺便拜访胡利安·卡拉斯，把他的新作手稿带回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胡利安，谈到我九月中将有一趟巴黎行，请他帮我找一家收费合理的小旅馆。胡利安回信中提到，我可以借宿他在圣日耳曼大道的住所，把旅馆住宿费省下来。出发前几天，我去找米盖尔，问他要不要我替他带口信给胡利安。他想了好久，最后却告诉我：不用了。
“谁都不是。”胡利安这样回答她。
据我所知，哈伟是依莲·玛索女士经营的酒店里一位小姐留下的孤儿。胡利安教他读书写字，也教他弹钢琴。每到礼拜天，胡利安会带他去看歌剧或听音乐会。哈伟非常崇拜胡利安，不管胡利安要他做什么，即使要他带我到世界的尽头，他也会认真照办的。到了我们认识的第三天，他问我是不是卡拉斯的女朋友，我说我不是，只是来拜访他的一个朋友而已。他听了似乎很失望。
胡利安几乎每天熬夜，他端坐在书桌前，库兹则窝在他大腿上，只见他不是修改稿子，就是望着远处的教堂尖塔发呆。一晚，我被屋顶淅沥沥的雨声吵得睡不着，索性就走到起居室。两人相视无语，接着，胡利安递了一根烟给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就这样默默看雨。后来，雨停了，我问他谁是P。
我听了很心动，又怕伤了他的自尊心。
我打算把稿子拿起来读，正要翻开第二页，我就发现库兹斜眼睨着我。我学着胡利安的动作，摇摇头。白猫也摇头，于是，我只好把稿子放回原处。不久后，胡利安出现了，他带回了刚出炉的面包、一壶热咖啡，以及新鲜的白奶酪。我们在阳台吃早餐。胡利安絮絮叨叨说个不停，却一直闪躲我的目光。在清晨的阳光映照下，他看起来像个年华老去的孩子。他刮了胡子，穿上唯一像样的衣服，一套乳白色的棉质西装，虽是旧衣，却依然高贵典雅。他滔滔不绝地说着巴黎圣母院的传说，还叙述了一艘鬼船的故事，每到半夜，这艘船就会出现在塞纳河上，在冰冷河水中收集投河自尽的痴情冤魂。他编了不下一千零一个传奇故事给我听，存心不让我有机会开口问他事情。我默默望着他，偶尔点头响应，在他身上寻找那个写下我几乎已经会背的作品，也是米盖尔向我描述过许多遍的人。
米盖尔·莫林纳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独居在幽暗的大宅院，房子年久失修，是他内战时期靠军火制造业致富的父亲留下的遗产。米盖尔的生活非但和豪奢扯不上边，甚至过得像僧侣一样刻苦。他把那些他认为沾满鲜血的黑心钱都捐作修复博物馆、教堂、图书馆、学校和医院之用，同时也资助童年挚友胡利安·卡拉斯的小说在故乡巴塞罗那出版。
“我没有时间，胡利安。卡贝斯塔尼先生虽然是个大方的老板，但是我也不能没有分寸吧！”
“那就弹一段来听听吧！”
“我的邻居达梭先生说，我一定是全世界最幸运的男人了。”
胡利安住在圣日耳曼大道的一间阁楼，内部格局只有两个部分：一边是起居室加上小到不能再小的简陋厨房，从起居室外的阳台望出去，密集的屋宇在雾中连成一片，远处是圣母院的尖塔；阁楼另一边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卧房，里面有张单人床。浴室在楼下走道的尽头，所有房客共享。整个阁楼的大小还不及卡贝斯塔尼的办公室。胡利安细心地打扫过房子，打算就这样简简单单接待我。房子还有胡利安用心打扫而留下的清洁剂和打蜡的味道，我装出一副对这里很满意的样子。他刻意铺上了最好的床单。我记得床单上似乎印着巨龙和城堡图案。那是儿童用的床单。胡利安抱歉地说，这条床单是以特价买回来的，但是质量好得没话说。他还说，没有印花的素面床单，看起来单调，价钱反而贵了一倍。
有一天，精疲力竭的胡利安在我怀里睡着了。前一天下午，我们经过楼下的当铺，他特别停下来向我介绍橱窗里展示的那支古董钢笔，根据老板的说法，那是大文豪雨果用过的笔，胡利安虽然买不起，但总是每天来看它。我悄悄穿上衣服，来到楼下的当铺。这支钢笔价值不菲，我手边没有这么多钱，但是老板告诉我，只要在巴黎设立了分行的西班牙各银行支票，他都接受。我母亲生前替我存了一笔钱，那是要留给我结婚的时候买婚纱的。雨果的钢笔花掉了我的婚纱基金，我也知道这样做太疯狂，但我从来不曾花钱花得这么痛快！拿着传奇古董笔走出当铺后，我发现有位女士跟在我后面，是一位衣着非常高雅的贵妇，顶着一头银色发丝，还有一双我这辈子见过最湛蓝的眼眸。她走到我身旁，然后自我介绍。她就是依莲·玛索，胡利安的救命恩人。我的小导游哈伟跟她提到了我。她说只是想认识我，还问我是不是那个胡利安等待多年的女子。我没有回答。依莲只是点点头，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我看着她的身影慢慢走远，那时我终于知道，胡利安永远不会属于我，因为我尚未开始拥有他，就已经失去了他。我把钢笔藏在口袋里，回到阁楼上的时候，胡利安已经醒了，他正在等着我。他不发一语地褪去我的衣服，接着，我们最后一次做爱。当时，他问我那次为什么要哭，我告诉他，那是幸福的泪水。后来，胡利安下楼去打点午餐，我趁这个时候匆匆整理了行李，然后把钢笔放在打字机上。最后，我把小说稿放进行李箱，在胡利安回来前离开了那里。我在楼梯间碰到了达梭先生，那位以看手相换取小姐香吻的老魔术师。他抓起我的左手，哀伤地望着我。
“两条街外有一家旅馆，很干净，收费也合理，口碑不错。我在那里预订了房间……”
“钱，我多得用不完，缺的是像胡利安这种朋友。”这是他唯一的解释。
陌生人对我露出微笑，然后点点头。胡利安·卡拉斯拥有世上最美的笑容。那是他历经沧桑后唯一没变的部分。
库兹和胡利安互看了一眼。胡利安摇摇头，白猫也模仿他的动作。我这才发现，他们俩长得真像！胡利安坚持要我到卧房睡。他说自己睡得少，困了就睡在起居室那张跟邻居达梭先生借来的折叠床。那位老魔术师喜欢帮女孩子看手相，不收费，只要求小姐们献上香吻。第一天晚上，我因为旅途劳累，倒头就睡着了。隔天早上醒来时，我发现胡利安已经出去了。库兹躺在主人的打字机上睡觉，它鼾声如雷，仿佛大型猎犬。我走到书桌旁，看到了我即将带回巴塞罗那的新作《教堂神偷》。
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巴塞罗那去找佩内洛佩？他沉默许久，当我在暗夜里瞥见他那张脸，他竟已泪流满面。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只能跪在他身旁，拥抱他。我们就这样紧紧相拥，直到天边露出了黎明曙光。我已经不知道究竟是谁先吻了谁，反正也不重要。我只知道，我的唇和他的唇相遇了，我让他在我身上爱抚，却没发现自己也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哭。那天早上，以及接下来我和胡利安共度的两周，我们每天早上在地板上沉默地缠绵。接着，我们或是坐在咖啡馆，或是一起逛街，只要看着他的双眼，我不需要问就知道他还爱着佩内洛佩。我还记得，在巴黎期间，我学会了去憎恨那个十七岁的女孩（对我来说，佩内洛佩永远都是十七岁），憎恨一个我没见过却经常出现在梦里的人。在发给卡贝斯塔尼的电报中，我编造了一千零一个理由延长休假。我已经不在乎是否会丢了差事，也无所谓巴塞罗那的灰暗生活。我扪心自问无数次，自己是不是也像依莲酒店里的小姐一样，带着如此空虚的生命来到巴黎，在胡利安的怀抱里勉强找到了一点慰藉？我只知道，我和胡利安共度的两周，是我此生第一次觉得我做了自己，那两个礼拜，我了解到自己这一生再也无法像深爱胡利安那样去爱别的男人，虽然我大半辈子都在努力超越这个障碍。
我初次见到胡利安本人，是在巴黎的奥斯特里兹火车站。当时巴黎秋意正浓，大片浓雾笼罩着车站。我留在月台上等候，其他旅客都往出口处走去。不一会儿工夫，月台只剩下我一个人，接着，我看见一名身穿黑色大衣的男子站在月台入口，透过烟圈看着我。在火车上，我不时问自己，我要如何认出胡利安这个人？米盖尔让我看的照片，至少是十三四年前拍摄的。我在月台上左探右望。除了那个男子和我，月台上已经没别人了。我发现那名男子好奇地盯着我看，说不定他也在等人，就像我一样。不可能是他。根据我看过的资料，胡利安当时是三十二岁，那名男子看起来苍老多了。他的头发已经花白，神情忧郁而疲惫。脸色太苍白，身材太清瘦，或许是站在雾中所产生的错觉，也可能是旅途劳顿。我的印象里，只有少年胡利安。那位陌生人小心翼翼地向我走来，双眼直视着我。
我抵达奥斯特里兹火车站时，正好赶上十二点开往巴塞罗那的火车。列车长卖票给我的时候，问我身体还好吧，我点点头，然后就关上车厢门。火车发动后，我从车窗望出去，看到胡利安站在月台上，就在我们初次相遇的地方！我闭上双眼，直到火车离站，离开了那个我此生未再重返的缥缈城市，才睁开眼睛。隔天清晨，我回到巴塞罗那。那天是我二十四岁生日。我知道，我这一生最美好的岁月已经逝去。
“卡拉斯先生，他呀，已经付钱给我很多啦！”
第一页，一如胡利安其他的小说稿，依旧是手写的一行字：
“为什么不行？难道有人在巴塞罗那等着你吗？”
凡事没有第二次机会，只有后悔除外。胡利安·卡拉斯和我相识于一九三三年秋天。当时，我在卡贝斯塔尼出版社上班。一九二七年，卡贝斯塔尼先生在某一趟他所谓的“巴黎出版探勘之旅”中，发掘了胡利安·卡拉斯这个作家。胡利安每天下午在酒店弹钢琴维生，晚上则致力于写作。酒店的经营者是一位名叫依莲·玛索的女士，大多数的巴黎出版人都和她熟识，因此，多亏了她的请托、恳求，甚至威胁，卡拉斯的几本小说才得以由不同的出版社印行，只是销售状况都奇惨无比。卡贝斯塔尼取得卡拉斯作品在西班牙和南美洲的独家版权，包括作者所写的法文和西班牙文原版作品在内，却只付了极低的版权金。他相信，每本作品起码会卖个三千本，没想到，在西班牙出版的前两本小说，结果只能用“凄惨”形容：两部小说大概各卖出一百本。但即使销售状况这么糟，我们还是每隔两年就会收到胡利安的新作品，而卡贝斯塔尼也都是二话不说就接受了，他还说打算跟作者签订新合约，重点不只在于版税，只要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无论如何都要好好促销才对。
胡利安说他会弹钢琴。
“我说，谁都不能在我这儿白吃白住。你会干什么呀？”
我想，和伽利玛出版社签约大概需要两三天。第一次开会就排在那天下午。我告诉他，我已经多请了两天假，打算好好游历过巴黎之后，再回巴塞罗那。
我要求他跟我聊聊这个女孩子，也说说他在巴黎这十三年来的生活。在昏暗的灯光下，胡利安幽幽地告诉我，佩内洛佩是他此生唯一深爱过的女子。
“胡利安？”
“我也不知道啊！”卡贝斯塔尼先生说，“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吧！”
“卡贝斯塔尼是个海盗，但是连他都知道，巴黎不是两天、两个月，甚至两年能够看完的。”
起居室摆了一张老旧的木质书桌，面对着大教堂尖塔。书桌上放着一架安德伍德牌打字机，那是胡利安用卡贝斯塔尼先生预付的版税买来的。打字机旁放着两沓十六开纸张，一沓是空白的，另一沓则是双面书写。胡利安养了一只体型硕大的白猫，取名“库兹”。那只猫窝在主人脚边，疑心地看着我，不时还舔着脚爪。我看了看，屋里只有两张椅子、一个衣架，没有其他东西。剩下的都是书。书墙从地板延伸到屋顶，每一列都堆了两排书。我正在观察屋内陈设时，胡利安忽然叹了一口气。
“大家都为自己分内的事尽力而为吧！”
“您一定很伤心啊，小姐！”
这份新工作让他赚到一份薪水、一个栖身之处，和每天两餐热腾腾的食物。
“我不可能在巴黎待上两年，胡利安！”
“巴黎不是两天就能看完的。”胡利安说，“绝对不可能。”
有一天，我忍不住好奇地问了卡贝斯塔尼先生，既然胡利安·卡拉斯的作品销量这么差，为什么还要持续出版他的小说？这样下去只有赔钱的份。为了解答我的疑问，卡贝斯塔尼很慎重地走到他的书架旁，抽出一本胡利安的作品，要我拿回去读一读。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两周后，我把那本书读完了。这一次，我的问题变成：这么精彩的小说，为什么只卖了这么几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