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来的时候，贝亚正在用喷了芳香古龙水的湿毛巾帮我擦拭额头。我突然大吃一惊，急着问她胡利安在哪里。贝亚一脸困惑地看着我，她说，胡利安八天前消失在黑夜的暴风雪中，一路在雪地里留下血迹，大家都认为他大概已经死了。我说他没死，他来过这里，几秒钟前还跟我在一起。贝亚没说什么，只是面带微笑看着我。帮我量血压的护士小姐也轻轻摇头否认，她告诉我，我已经沉睡了六个小时，这期间，她一直坐在病房对面的书桌前，并没有看见任何人走进我的病房。
我已经死过一次，在救护车上，瘫在贝亚的怀里，帕拉西奥斯警官就在旁边，他那身警察制服沾满了我的鲜血。根据医生的说法——他们在谈这些的时候还以为我没听见呢——子弹打断了我两根肋骨，擦过心脏，再穿过一条动脉，然后迅速从身体侧面冲出来，所经之处，皆是重创。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了六十四秒。他们告诉我，我在鬼门关绕了一圈，回来后，我睁开眼睛，露出微笑，然后就失去了意识。
房间里一片纯白，到处是薄雾和艳阳织成的床单和窗帘。从我身旁的窗口看出去，一片蔚蓝汪洋，无边无际。总有一天，一定会有人反驳我：不，从科拉恰医院望出去，不可能看得到海。病房不是白色，窗外也没有蓝天，十一月的海水则是讨人厌的铅灰色……那个礼拜的巴塞罗那，太阳冬眠去了，天天飘雪，街上积雪深达一米，连天性乐观的费尔明都以为我这次是死定了。
门口的脚步声把我吵醒，我似乎看见了父亲站在床边，或者是孟多萨医生在盯着我看，他一直认为我能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访客来到病床边，然后坐在我父亲坐的那张椅子上。我觉得口干舌燥，几乎说不出话。胡利安·卡拉斯倒了一杯水送到我嘴边，然后，他扶着我的头喂我喝水。他的眼神透露着前来辞行的意图，看到他那双眼睛，我就知道他永远不会再探查佩内洛佩的下落了。我已经记不得他说的话，也忘了他的声音。但是我很清楚，他握着我的手，似乎在求我为他活下去，他还告诉我，我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了。我不会忘记的是我对他说的话。我要求他把那支钢笔带走，因为那支笔一直是他的，他应该继续写作。
我在清晨时刻醒了过来，还记得流金般的晨光洒在床单上。雪停了，有人把我窗外的蔚蓝海洋换成了一个只有几座秋千的小广场。父亲瘫坐在我床边的椅子上，睁大了眼睛，默默看着我。我对他微笑，他却哭了。费尔明在病房外的走道上呼呼大睡，贝亚托着他的头靠在她的大腿上，他们忽然听见我父亲凄厉的哭喊，急忙跑进病房。我记得，费尔明脸色苍白，身形瘦削得像根钓鱼竿。他们告诉我，我体内流的血都是他的，因为我自己的血几乎流光了，为了制造更多血红素，我的好朋友每天在医院餐厅里猛吞大鱼大肉，随时准备输血给我。或许，这是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后来变得比较聪明，而不像原来的达涅尔了。我还记得病房里一片花海，那天下午，或许只是我醒来两分钟之后？我自己也说不上来，总之，病房里站了一排人：古斯塔沃·巴塞罗先生和他的侄女克拉拉以及贝尔纳达，还有我的好友托马斯，他一直不敢正视我的眼神，当我想要拥抱他，他却突然跑到外面的街上去哭。我也依稀记得费德里科先生，陪他前来的还有麦瑟迪塔丝和安纳克莱托先生。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贝亚了，大伙儿高兴地频频感谢上帝保佑，她却不发一语地凝视着我。还有我父亲，他坐在病床边那张椅子上睡了七夜，每晚都在向他原本不相信的上帝祷告。
1955.11.27
那天晚上，我试着想让自己睡着时，转头一看，发现床头小桌上的笔盒被打开。那支钢笔已经不见了。
再恢复清醒，已经是八天后的事。在此之前，报纸已经刊登了知名警官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傅梅洛的死讯，新闻指出，傅梅洛与一群持枪歹徒枪战而不幸殉职，市政府正忙着找一条街道或巷子以他的名字命名，以兹纪念。傅梅洛是在阿尔达亚旧宅发现的唯一一具尸体。至于佩内洛佩和她儿子的尸体，始终下落不明。
后来，医生要求大家离开病房好让我休息，父亲走过来告诉我，假如我想写东西的话，他已经帮我把那支珍贵的雨果钢笔和笔记本带来了。费尔明站在门口宣布，他跟院里的医生们谈过，他们确定我不需要服兵役了。贝亚在我的额头吻了一下，然后，她带我父亲出去透透气，因为他已经一个礼拜没有离开过那间病房。我孤单地躺在病床上，全身疲惫不堪，我看着床边小桌子上的钢笔，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