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头一天，她就产生过念头，动身去温泉城，以便证实那可疑的音乐会是否确实将要举办，但她立即放弃了，因为她知道，她的嫉妒会惹克利玛发火，她不应该对他公开地表示嫉妒。但是，嫉妒总是在她的心中旋转，像是一台启动的马达，她情不自禁地拿起了电话。为了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她对自己说，她就往火车站打一个电话，没有特别的目的，随便打一个，因为她实在无法集中自己的精力，去撰写她的公函。
当她得知，火车上午十一点开，她便想象自己穿行在几条陌生的街道上，寻找着一张写有克利玛名字的海报，跑到旅游咨询处，去问人家是不是知道有一场音乐会，她丈夫是不是要演奏什么，当她听人回答没有音乐会时，她便在一个荒凉而又陌生的城市中东游西荡，像一个丢了魂的可怜虫。她随后还想象，第二天，克利玛会如何对她谈起音乐会，而她会如何刨根问底地打听细节。她将直瞪瞪地盯着他的脸，她将听着他胡编瞎造，她将带着一种苦涩的欲望喝下那浸泡着谎言的毒药。
随后，她就去她的剧院了。好几年前，当她的病剥夺了她灯火辉煌的舞台生涯时，克利玛为她找到一份当秘书的工作。这工作还算不叫人讨厌，她每天都能见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人，她还能相当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她坐在办公桌前，准备起草好几份公函，但她的精力总是无法集中。
而嫉妒的痛苦，则正好相反，它并不在空间中运行，它像是一把铣刀那样，始终围绕着惟一的一个点旋转。没有扩散。如果说，母亲之死打开一道通向未来（一个不同的，更为坚实的，也更为成熟的未来）的门，而由丈夫的不忠引起的苦痛并不打开任何的未来。一切都集中在惟一（因而始终不变地在场）的不忠之躯的视象上，在惟一（因而始终不变地在场）的谴责上。当她失去她的母亲时，她还可以听听音乐，她甚至可以读读书；而当她嫉妒时，她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嫉妒那样消耗一个人的全部精力。一年前，卡米拉失去自己的母亲时，那显然是一件比小号手的偷情更令人悲伤的事。然而当时，她深深爱着的母亲的死，还不像现在那样让她痛苦。那一痛苦幸运地点缀了多种多样的色彩：在她的心中，有忧虑，有怀恋，有激动，有后悔（卡米拉有没有足够地关心她的母亲？她是不是有些忽略了母亲？），同时，还有一丝恬静的微笑。那一痛苦幸运地朝各种各样的方向分散：卡米拉的思绪落到母亲的棺材上，弹起来，飞向回忆，飞向她自己的童年，甚至飞得更遥远，飞向她母亲的童年，它们飞向数十种日常的操心事，它们飞向开放的未来，而在未来中，像是一种慰藉那样，勾勒出克利玛的身影（是的，那是一段例外的日子，那时候，她的丈夫对她来说确实是一种慰藉）。
“我又不用太着急！我还有不少时间，可以慢慢地去找那些傻瓜。”克利玛回答说。他打了一个哈欠，一翻身，脸朝向另一侧。
但是，另一种声音立即带着某种狡猾的天真回答：可是，不！她不会去窥伺他的！克利玛对她肯定地说过，他要举办一场音乐会，她相信他的话！恰恰因为她不愿意再嫉妒了，她才很当真地，她才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他肯定的说法！他不是对她说过吗，他很不情愿去那里，他担心在那里会度过一个枯燥的白天和一个枯燥的晚上！那么，她仅仅只是为了准备给他一个惊喜，才决定去那里找他！音乐会结束后，当克利玛带着厌恶的心情向听众告别，同时想着累人的归途时，她将一步冲到舞台跟前，他将看见她，然后，他俩就都笑了。
克利玛夫人已经准备出门了，但是她丈夫还躺在床上。
两天前的深夜，他已经对她说了，在那次使人疲惫不堪的报告会上，他不得不作出保证，为一些业余乐队提供帮助，作为具体措施，在星期四晚上，他要去一个温泉小城，跟演奏爵士乐的一个药剂师和一个医生一起，举办一场音乐会。他骂骂咧咧地大声说着这一切，但克利玛夫人直直地盯着他看，她看得很清楚，那几声咒骂并不表达一种真挚的愤怒，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音乐会，克利玛瞎编出它来，惟一的目的就是掩人耳目，好安排时间跟一个情妇偷偷地幽会。从他的脸上，她已经读出一些东西来了；他什么都瞒不了她。当他骂骂咧咧地翻身朝向另一侧时，她立即明白，他其实并不困，他只是不想让她看见他的脸，想阻止她打量他。
“今天早上，你不是也要出门的吗？”她问。
但是，她立即又对自己说，她不应该如此胡思乱想。不，她不能够整整好几天，整整好几个星期地窥伺并哺育着她的嫉妒的形象。她担心失去他，而正由于这种害怕，她到后来还可能真的失去他！
她把好不容易写完的信件交给剧院经理。她在剧院中很是引人注目。大家都喜欢她，作为一个著名音乐家的妻子，她表现得实在很谦逊，很和蔼。偶尔从她身上表露出来的忧愁，更解除了别人对她的戒心。经理什么都不能拒绝她。她保证星期五下午就回来，然后在剧院里加班到晚上，把耽误的工作全给补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