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方济各的这个教诲瞬间传遍整个意大利北方和中部的自治城邦，这是历史研究家们所一致公认的。被告知可以不用顾虑地专心赚钱了，意大利“劳作的人”不仅放下了一颗心，一定还增添了勇气。我甚至想说，资本主义始于13世纪的圣方济各，而不用等到马克斯·韦伯所说的16世纪的新教运动。
使意大利北方自治城邦力量强大起来的第二个原因不能不说是宗教。在这方面，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是“罪魁祸首”。这位修道僧生于1182年，死于1226年，即第二次伦巴第同盟结盟的当年。在他生前，就有很多人同他的说教有共鸣，这些人广泛渗透在意大利北方自治城邦的居民之中。
这就是把意大利语称之为“terza ordine”的“第三阶级”组织起来。
然而，在他们生活的13世纪的意大利，不断抬头的新兴势力不是“祈祷的人”和“战斗的人”，而是“劳作的人”。这些人在百年后到来的文艺复兴前期被称为“市民”。
意大利西北部总称为“伦巴第”（Lombardi），居住在那里的人完全不是信仰不深的基督教徒。非但如此，他们甚至为自己比其他地方的意大利人拥有更纯粹的信仰而自负。在第一次十字军把圣城耶路撒冷夺回到基督教徒手中后不久，他们便于1101年把全由自己组成的十字军派去了东方。尽管远征惨遭败绩，但对意大利北方人来说，单凭随十字军参战这一点就值得自豪。朱塞佩·威尔第创作了一部歌剧，名字就叫《伦巴第人在第一次十字军中》（I Lombardi alla prima crociata）。
相反，伦巴第人所憎恨的腓特烈即使搞以和平为目的的外交，也并非毫无防备。他虽然率领第六次十字军远征中近东，但挟军力却只期望单靠外交解决问题。当然，他没有做劝伊斯兰教徒的苏丹改信基督教的事。也许是尊重对手所信仰的宗教产生了效果，腓特烈使阿尔-卡米勒让出了基督教徒悲切祈愿的耶路撒冷。
同住意大利北方，同为自治城邦的居民，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就没有参加伦巴第同盟，即使与同盟有关系，也始终如温吞水般。我想，原因就是这些海洋城邦国家是靠和伊斯兰世界做贸易而生存的，而内陆的米兰等自治城邦不以贸易立国，与异教徒接触的需求很少。即使自己制造的产品买家是伊斯兰教徒，实际销售产品的也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同为基督教徒的海洋城邦国家。
我已经重复了好几遍，中世纪社会分成三类人：“祈祷的人”“战斗的人”和“劳作的人”。“劳作的人”要向“祈祷的人”缴纳什一税，向“战斗的人”缴纳由他们定下金额的税。缴纳这些税，是为了请“祈祷的人”为自己祈祷活着和死后的内心平安，请“战斗的人”保障自己活着时的人身安全。但钱的流向总是与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顺序相反。“劳作的人”的社会地位只能排在“祈祷的人”和“战斗的人”之后，是第三阶级。
单凭这些对慈善事业的积极参与，圣方济各的思想就已经超越了他所生活的中世纪这个时代。但是，宗教学家从来都不会去说阿西西出生的这位意大利年轻人所成就的更具革命性的事业。
然而，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却反对通过与异教徒交涉达到目的的做法。这位教皇竟然号召趁腓特烈去东方不在的机会进攻他的领国意大利南方。响应号召的是参加伦巴第同盟的自治城邦。只是由于腓特烈在他们南下之前回到了国内，1230年那年才没有发生腓特烈与伦巴第同盟之间的战斗。
圣方济各是作为商人的儿子成长起来的。父亲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是阿西西的实力人物，但他仍然是一个“劳作的人”。圣方济各也并不是一个鼓吹彻底废除中世纪已有的“祈祷的人”阶级和“战斗的人”阶级的革命家。他或许也赞成耶稣基督“上帝的归上帝，皇帝的归皇帝”的教诲所体现的现实主义。
腓特烈比圣方济各小12岁，他们是同时代人。腓特烈还制定了《梅尔菲宪章》，他把神职人员、封建诸侯和市民代表都召进了自己国家西西里王国的地方议会，他也意识到了“劳作的人”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在把“劳作的人”的共同体自治城邦当成敌人的时候，他完全理解了其中的困难吗？没有。那又是为什么？
圣方济各和与他有共鸣的年轻人最先做的是自己亲手为这些人清洗身体，整理好城外的洞穴让他们安眠，并不断向他们提供食物。
照这样考察下去，我们还得碰到另一个问题。在不合理就不能成功的经济世界里，意大利北方的自治城邦不断取得了成功，但他们为什么能够与不合理甚至是最大旧势力的罗马教皇结成统一战线呢？为什么他们会与身为旧势力但却合理开明的腓特烈皇帝发生激烈冲突呢？
“但是，只做一名修道僧，社会将无以为继。我们的慈善事业也需要金钱。所以，同意我的思想但对当一名修道僧有抵触的人，可以堂堂正正地继续他的世俗生活。
这个事件表明，神职人员和经济人之间看似不可能共同作战，但如果经济人是伦巴第人则有可能如此。十字军远征的最后目的，在于夺回对基督教徒而言至高无上的圣地耶路撒冷。但即使达到了目的，也不能容忍通过与异教徒对话的方式。在这一点上，罗马教皇和伦巴第人的想法一致。合理的人也未必会在所有领域都能合理地思维。
我把生于阿西西并创立了圣方济各会的这个人当作文艺复兴的第一棒看待。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作为宗教家开展的那些活动。的确，他的说教在当时的基督教中具有革命性。是他，力劝以清贫的高贵抵抗以教皇为首的神职人员的奢华糜烂。是他，力陈基督教的上帝并非以前所说的那样会给人以严厉的惩罚，而是慈祥而饱含着爱。麻风病虽然难以治愈，但在古代也只认为是一种病。可是到了中世纪，麻风病被当作了遭到上帝诅咒的证据，麻风病患者也被当成了被上帝诅咒的人。还是他，改变了这些人的遭遇。这些可怜的人被赶出有城墙防卫的城市去生活，还被要求必须在走路时摇铃以提醒别人远离他们。中世纪的基督教会认为这些人是被上帝诅咒之人，对此情况弃置不管是理所当然。
这件事表明，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充满了新兴精神，但在宗教方面却完全沉浸在传统观念中，甚至没有一点儿怀疑。这些人没有摆脱异教徒穆斯林即是敌人的观念。
圣方济各和腓特烈都是200年后开出绚烂花朵的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两个人都没有囿于传统观念，在开明方面也很相似。但他们也有不同。不同的原因应该在于，圣方济各生为商人之子，而腓特烈则生为皇帝之子。用现在的话说，圣方济各继承的是商人的DNA，而腓特烈继承的是皇帝的DNA。
这位圣方济各实行的所谓“革命”，是从“劳作的人”身上扫除他们以前所具有的劣等意识。他说：
我还是在想，尽管如此……
这些伦巴第人深深地为圣方济各的教诲所折服。圣方济各跟随第五次十字军出征了，但他没有上战场，而是毫不设防地拜访了敌人的苏丹阿尔-卡米勒，并向他说教道，只要苏丹改信基督教，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就能实现和平。这次和平外交失败了。单单规劝伊斯兰教徒改信，在他们的世界里便会被定为死罪，当场被杀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但是，阿尔-卡米勒却笑着赦免了圣方济各，这位在中世纪最受爱戴的圣人才没有死于东方。但失败终究是失败，圣方济各比谁都懂得这一点。阿西西的圣人后来再也没有第二次尝试赤手空拳的外交了。
“我选择了成为一名修道僧的道路。我将为救济那些不幸的人们献出自己的一生。赞同我的同志们也将度过同样的人生。
“把这些人叫作‘第三阶级’吧。这也可以意味着一种组织，把那些念念不忘世间还有贫穷和不幸的人，以及为了救济这些人而不惜提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但平时则专心从事追求利润的工商业的人组织起来。如果他们把所得利润的一部分捐赠给修道会，就完成了信徒的义务。如果他们有时间，还可以到附近的修道院，和修道僧共同生活一个星期，那他们作为‘第三阶级’的一员便无可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