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布雷西亚3个月以后退兵，这当然给以米兰为头领的伦巴第同盟增添了气势，但危险还不止于此。已经倒向皇帝一方的原同盟方自治体开始动摇了。挽回并消除这一事态是腓特烈的当务之急。他的应对办法是让配备在各地的军事力量进行监视。
这就让居住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十字军国家领土上的基督教徒在过去10年的基础上又得到了10年的和平保障。对中近东生活在被伊斯兰教徒包围中的基督教徒而言，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事了。顺便说一句，基督教世界在10年后打破了这个状态，腓特烈在那年去世。
腓特烈与伊斯兰教徒建立了良好关系，但他作为基督徒却说不过去了。
康拉德虽然年方10岁，但却是皇帝嫡出的长子，还是德意志王。德意志派来了以他为先锋的军队，却从一个地方城市布雷西亚撤退了。腓特烈大概已经预测到了皇帝的威信在德意志难免会因此跌落，他没有忘记在撤退后不久便以树立康拉德的形式再次强化自己在德意志的统治组织。不过，腓特烈这是有些担心过头了。阿尔卑斯山北边的诸侯也生活在中世纪，他们也能体会到进攻有城墙围绕的城市有多么困难。他们自己平时也热衷于加固城墙。
这位修道僧出生于托斯卡纳地区的科尔托纳，所以被叫做埃里奥·达·科尔托纳，意为来自科尔托纳的埃里奥。圣方济各派里很少有人潜心修习学问，而他却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这实属罕见。可是，他毕业后没有走这所大学为毕业生铺就的成为高级神职人员或法学家的道路，而是自愿当了一名修道僧。在今天的小镇阿西西，献给圣方济各的教堂已然成了镇中之宝，埃里奥这位教堂的最初建设者也广为人知。同纯粹而富于理想的“创业者”圣方济各相比，他也许是理智而现实的“第二任”会长。
腓特烈还得操心遥远东方的事情。
腓特烈把意大利的西北部交给了已进入皇帝阵营的萨伏依伯爵和以前就是皇帝重臣的兰齐亚家族。
赫尔曼离开第一线不仅仅是对皇帝的打击。从罗马教廷整体利益的视角来看，对教皇格列高利也是一个打击，只是格列高利似乎没有理解个中意义。
那年，埃及的苏丹阿尔-卡米勒去世，他是中近东最大的实力人物，也是第六次十字军东征时腓特烈的谈判对手。他与腓特烈之间缔结的媾和条约再过一年就要到期。对此，腓特烈也放心，他派出一位意大利南方出身的家臣代表皇帝前去吊唁并祝贺新苏丹即位。在与阿尔-卡米勒的媾和条约中写明，如双方均无异议，10年的媾和期将自动延长。他派遣使节的真实目的当然在于要新苏丹确认这一条。新苏丹平日里总是听到父亲阿尔-卡米勒对腓特烈的高度评价，所以毫无问题地承诺了一年后续订媾和条约。
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卧病于萨莱诺，一去不回的修道僧埃里奥既没有回阿西西，也没有去罗马，而是一直待在了皇帝的身边，这使教皇的怒火更旺。在这样的状况下，1239年来到了。
阿西西的方济各始终提倡回到耶稣时期的基督教。腓特烈皇帝一直主张回到耶稣所说的“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的状态。方济各曾经与第五次十字军同行，向阿尔-卡米勒游说和平的必要性，尽管他没有成功。而腓特烈率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时，与那位阿尔-卡米勒成功媾和，实现了和平。研究家一直在拼命探究，这两人年龄只相差12岁，又同样生活在意大利，他们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可时至今日没有发现足以证实这个观点的史料。
品味一下腓特烈作为“指挥家”的部分风采也并非浪费时间，这可以起到反映中世纪时代风貌的作用。我想在这里罗列一下腓特烈从布雷西亚撤退后思考了什么，又是如何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的。
这些安排取得了成果，获得了基本令人满意的成功，并没有发生倒向皇帝一方的自治体又像雪崩一般回到米兰方面的情况。
在意大利中北部，腓特烈以当地皇帝派大本营克雷莫纳为基地，他让比自己小两岁的刚刚崭露头角的武将乌贝托·帕拉维奇诺镇守此地。腓特烈把监视意大利东北部的任务交给了以维罗纳为根据地的同辈人埃泽里诺·达·罗马诺。此外，腓特烈庶出儿子中最年长的恩佐已经到了可以正式上阵的年龄，腓特烈要求他在这些老将的手下积累经验。腓特烈有意让22岁的恩佐负责意大利北方全境。
派来援军的英国、法兰西和西班牙等国的国王在布雷西亚失败后也没有改变对皇帝的态度，他们也为这种隔着城墙的战斗而苦恼。尽管如此，腓特烈还是对他们采取了连续写信的策略，可以说这是一种公开情报的方法。这是在与罗马教皇正面对决时让他们站在自己这边的最好办法。
以上叙述了腓特烈从布雷西亚撤退以后同时处理的种种问题。在此期间，他一直留在意大利北方。皇帝就在现场，这本身就是对同盟方的无形压力。
“武将”和“政治人物”的区别，我想并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武将与一个优秀的统治者的区别。以音乐为例，那就是独奏者与乐队指挥家的区别。
格列高利教皇得知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离开了战场，认为这是收回对皇帝交涉主导权的大好时机。按基督教的方式来说，这是把误入歧途的皇帝拉回到正确道路的大好时机。
赫尔曼出身德意志贵族，这时已经60岁了。他是宗教骑士团的团长，原本是教皇方面的人。可他一直站在皇帝一边。赫尔曼离开了以教皇为对手的外交最前线，这不啻为腓特烈的一大损失。皇帝把病倒的赫尔曼送到了萨莱诺。那里靠近那不勒斯，有一所被认为中世纪欧洲水平最高的医科学校，学校有完善的附属医院。
细想起来，我认为被奉为中世纪后期的巨人、文艺复兴先驱的圣方济各和腓特烈皇帝并不像罗马教皇所认为的那样另类。
这个时期，蒙古对欧洲的入侵愈演愈烈。从亚洲涌来的这个威胁使位于欧洲东部的波兰和匈牙利陷入了困境。神圣罗马帝国的东面与这两个国家接壤。波兰和匈牙利国王前来求救，腓特烈派去了援军。腓特烈身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欧洲基督教世界，他拥有俗界的最高地位，帮助受到以蛮勇闻名的亚洲异教徒进攻并陷入绝望的基督教徒，也是他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不清楚他派去的军队是否起到了作用，但插足欧洲的蒙古暂时被成功击退了。
赫尔曼的作用是一道富有弹性的墙，隔在企图打倒对方、动辄拳脚相向的皇帝和教皇之间。有赫尔曼挡在中间，皇帝打出的拳头不会直接落到教皇身上，而教皇挥出的拳头也无法直接打到皇帝身上。
然而，这位修道士却一去不回。教皇得知后雷霆震怒，把他逐出了圣方济各会。
他与腓特烈见面后便彻底成了腓特烈的一位拥趸。研究家说，埃里奥本身就是一个现世的野心家。但他真的仅仅为此便会甘冒被逐出修道会的风险吗？一年以后，腓特烈被开除了教籍，他也一并被开除。当初他既没有当高级神职人员，也没有去做法学家，而选择了做一个修道僧的道路。这样的人会甘愿承受如此的重罪吗？
皇帝腓特烈二世终其一生都是一位“交响乐指挥家”。追踪他的所作所为，我越发觉得，他能够同时考虑并处理诸多事项。研究家有义务逐一详述这些事情，但这样做就会无法表现出叙述历史所必不可少的线条。所以我会删繁就简，比较简略地写来。同时代的其他皇帝和国王也都是“交响乐指挥家”型的人吗？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只能认为腓特烈一生都是“交响乐指挥家”，他在中世纪后期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异的存在。
教皇没有任命枢机主教、大主教等地位崇高的神职人员做面见皇帝的特使。他任命了身份不过是一介修道僧的埃里奥·达·科尔托纳。不过此人受圣方济各之托，成为方济各会的第二任会长。当时他的年龄是58岁。教皇期待他面对44岁的腓特烈时，能够挺起胸膛主张教皇的说法。
不过，假设他们见过面，我想他们会超越修道僧与皇帝的地位而相互产生共鸣。这种共鸣至少要比格列高利的多，这位教皇坚信不疑地认为“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圣方济各把建设自己所创修道会的后事托付给了埃里奥·达·科尔托纳，而正是这位圣方济各的接班人一去不复返了。
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得知进攻布雷西亚失败后一下来了精神。当初他在知道腓特烈在科特努瓦获胜后，不见了平时的强势，一下子蔫掉了。时隔一年，他大概觉得终于轮到自己出手了，来了勇气。腓特烈的失败就是格列高利的喜悦，这一点千真万确。但格列高利没有喜形于色，他打算居间消解皇帝与伦巴第同盟之间的对立，以中间人的地位达到自己回归第一线的目的。
这个时期，腓特烈失去了与教皇交涉的最佳人选。平时，腓特烈总是派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去与教皇交涉，现在他病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