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九岁的时候，在我出生的城市，一个年轻的大学教师作了一次公开讲座；当时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头几个月，于是顺应时代精神，他讲到艺术的社会责任。在讲座之后有一场讨论，我只记得诗人约瑟夫·凯纳尔（跟布拉特尼是同时代人，他也已去世好几年了）作为向大学学者的回应，讲述了一件轶事：一个小男孩带着他双目失明的老祖母在外面散步。他们在一条街上走着，时不时地，小男孩说：“祖母，当心，有树根！”老太太以为是在森林里走，就不时地跳一下。路人纷纷指责小男孩：“小孩，你怎么能这样待你祖母！”而小男孩回答：“她是我的祖母！我想怎么待她就怎么待她！”凯纳尔总结说：“我跟我的诗歌就是这样。”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在年轻的革命蔑视的目光之下宣告作者权利的示范。
斯特拉文斯基因为乐队指挥安塞梅想删剪他的芭蕾舞曲《牌戏》而中止了与这位指挥的长年友谊。后来，斯特拉文斯基本人重拾他的《管乐交响曲》，并作了多处改动。同一位安塞梅知道后发火了。他不喜欢改动，向斯特拉文斯基质疑改变他所作的乐曲的权利。
前后两种情况，斯特拉文斯基的答复都是同样掷地有声：我亲爱的，这跟您没有关系！在我的作品中，不要像在您自己的卧室中一样！因为一位作者创作的，既不属于他爸爸，也不属于他妈妈，也不属于他民族，也不属于全人类，而只属于他自己。他可以想什么时候出版就什么时候出版，他可以改动它，改变它，拉长它，缩短它，将它扔到抽水马桶内并拉下水闸，而没有任何义务向任何人进行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