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前闪过一部部我能记得的小说，试图去明确小说中人物的年龄。很有意思，他们都比我记忆中的年轻。这是因为他们对他们的作者来讲，更代表着一种人类普遍的处境，而非一个年龄段的特殊处境。法布利斯·台尔·唐戈在他的冒险之后，在他明白了他再也不愿生活在周边的世界之后，去了修道院。我一直都非常喜欢这个结局。只是法布利斯还很年轻。像他那样年龄的一个男人，哪怕他多么痛苦、绝望，又能忍受在修道院里生活多久？司汤达回避了这个问题，让法布利斯只在修道院里生活一年之后就死掉了。梅什金二十六岁，罗戈任二十七岁，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二十五岁，阿格拉娅只有二十岁，正是她，最年轻的一位，到最后以她那些疯狂的行为，毁掉了所有人的生活。然而，这些人物的不成熟本身并没有被小说家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我们讲述的，是人的悲惨故事，而非年轻人的悲惨故事。
在这篇文章中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位在当时的他和以前的他之间没有找到任何联系的人的惊讶，他在他的身份之谜面前感到惊诧。可您会说，这种惊讶是真诚的吗？当然是的！所有人都经历过这种惊讶在平常时候的体现：您以前怎么会对这一哲学（宗教、艺术、政治）潮流那么重视？或者（更普通些），您怎么可能曾经爱上过一个如此幼稚的女人（如此愚蠢的男人）？然而，虽然对大多数人来讲，青年时代过得很快，它的那些过失也烟消云散，了无踪迹，西奥朗的青年时代则凝固了下来；人们无法带着同样的谅解的微笑来嘲笑一个可笑的情人和法西斯主义。
西奥朗出生于罗马尼亚，一九三七年，在他二十六岁时，定居巴黎。十年之后，他出版了用法语写作的第一部书，并成为他那个时代伟大的法国作家之一。在九十年代，以前对刚刚兴起的纳粹主义曾经那么宽容的欧洲，带着一种勇敢的斗志，开始冲向纳粹主义的阴影。与过去进行大清算的时候到了，于是，年轻的西奥朗在他生活在罗马尼亚时所持的法西斯观点突然浮出水面，成为时事。一九九五年，八十四岁高龄的他去世了。我打开巴黎一份重要的报纸，整整两页，一系列的悼念文章。关于他的作品只字未提；他在罗马尼亚的青年时代则让那些为他致悼词的人们恶心、着迷、愤怒，或为他们带来灵感。他们将一件罗马尼亚的民族服装穿在了这位伟大的法国作家的尸体上，并逼着他在棺材里将手臂举起，做出法西斯敬礼的姿势。
西奥朗对青年时代的愤怒揭示了一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在从诞生到死亡划出的线上树立起的每个不同的观察站看去，世界都是不同的，而且在那里驻足的人的态度是会变的；假如不首先了解一个人的年龄，就无法理解他。事实上，这是多么的明显，啊，多么的明显！但是，惟有那些意识形态的伪明显道理才会被人一下子看清。一种存在的明显道理，它越是明显，就越不会被人看到。生命的年龄段被隐藏在了帷幕之后。
在我身边，我见到多少个法布利斯·台尔·唐戈、阿格拉娅、纳斯塔西娅、梅什金！他们都处于未知之旅的开端；毫无疑问，他们在迷失；但这是一种特殊的迷失：他们在迷失却不知自己是迷失者；因为他们经验之缺乏是双重的：他们既不了解世界，又不了解自身；只有当他们隔着成年的距离回头来看时，他们的迷失才会作为迷失而呈现出来；而且惟有隔着这一距离，他们才能理解迷失概念。现在，由于根本不知道未来的目光有一天将会投射到他们过去的青春韶光上，他们带着比一个曾体验过人类信念的脆弱的成年男人咄咄逼人得多的侵犯性来捍卫自己的信念。
不久之后，我读到了西奥朗在一九四九年写的文章，他当时三十八岁：“……我甚至不能想象我的过去；当我现在想起我的过去，我觉得是想起了另一个人的日子。而我否定的，就是这另一个人，‘我自己’的全部都在别处，离他曾经是十万八千里。”后面他又写道：“当我想到（……）我当时所有的胡说八道（……），我感到是在俯身看着一位陌生人的固执之见，而且，当我得知这一陌生人就是我时，我感到惊讶万分。”
惊讶万分的西奥朗看着他过去的岁月，愤怒了（我继续引用他写于一九四九年的同一篇文章）：“灾祸是青年人所长。是青年人在鼓吹不宽容的教理，并将它们付诸行动；是他们需要鲜血、呐喊、骚动和野蛮。在我年轻的时代，整个欧洲都相信青年人，整个欧洲都将青年人推向政治，推向国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