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喜欢二三十年代的前卫。（他对这一时代“进步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它“鼓吹现代的现代主义”表示怀疑，但接受它对新形式的渴望，接受它想象力的自由。他这样告诫一名年轻作家：先不要带任何理性控制地写上二十页，然后带上敏锐的批评精神重读一遍，保留其中本质性的东西，就这样继续下去。就好像是他为小说这架马车套上一匹被称为“沉醉”的野马，与一匹驯过的、称为“清醒”的马并驾齐驱。）
他不喜欢法国五六十年代的前卫，尤其是“新小说”和“新批评”（罗兰·巴特）。（关于新小说：“贫乏，单调……唯我论。手淫……”关于新批评：“越渊博就越愚蠢。”他忍受不了这些新的前卫将作家放入的两难处境：或者是采用它们手法的现代主义（他认为这一现代主义全是些难懂的话，是深奥的，教条的，跟现实缺乏接触），或者就是无穷地复制同样形式的约定俗成的艺术。而现代主义对贡布罗维奇来讲则是：通过新的发现，在继承下来的道路上前行，只要这还是可能的，只要从小说那里继承下来的道路还存在。）
总体来讲，他对波兰文学是持保留态度的。（他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同胞的爱戴；然而，他的保留并非一种憎恨，它只是表达了一种被封闭在小环境的紧身衣里的反感。他在提到波兰诗人图维姆的时候，这样说：“他的每一首诗，我们都能说是‘美妙的’，但如果有人问我们，图维姆以什么样的图维姆元素丰富了世界诗歌，我们真不知如何回答。”）
他喜欢拉伯雷甚于一切。（关于高康大和庞大固埃的书写于欧洲小说正在诞生之际，小说尚远离一切规范；书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后来的小说史将或实现它们，或遗弃它们，但所有的可能性都留了下来，跟我们在一起，成为灵感：在不可能中的徜徉，智力上的挑衅，形式上的自由。贡布罗维奇对拉伯雷的热爱表明了他的现代主义的意义：他并不拒绝小说的传统，他要求找回小说传统；但他希望是完整的小说传统，尤其是对它诞生时那美妙的一刻带有特别的关注。）
他不喜欢十九世纪的波兰文学（对他来说太浪漫了）。
他几乎跟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位小说家都不相似。（小说家们在他们的阅读书单中经常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空白点：贡布罗维奇既没有读过布洛赫，也没有读过穆齐尔；出于对那些抓住卡夫卡不放的时髦人的恼怒，他对卡夫卡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他觉得自己跟拉丁美洲文学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嘲笑博尔赫斯，以他的品位来看，博尔赫斯太自负了。他在阿根廷的时候，生活在孤立之中，在伟大的作家当中，只有埃内斯托·萨瓦托对他感兴趣；他后来也以友善报之。）
一个小说家谈论小说的艺术，并非一个教授在他的讲席上高谈阔论。更应当把他想象成一个邀请您进入他画室的画家。画室内，画作挂在四面墙上，都在注视着您。他会向您讲述他自己，但更多的会讲别人，讲他喜欢的别人的小说，这些小说在他自己的作品中都是隐秘存在着的。根据他自身的价值标准，他会当着您的面将小说历史的整个过去重铸一遍，并借此来让您猜想他的小说诗学。这一诗学只属于他自己，因此，很自然地，与别的作家的诗学相对立。所以，您会觉得，自己带着惊讶，下到了大写的历史的底舱，在那里，小说的未来正在被决定，正在形成，正在创造，在争论，在冲突，在对立。
一九五三年，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在他写的《日记》的第一年中（他一直写了十六年，直至去世），引用了一名读者的来信：“千万不要自己评论自己！只顾写就是了！您受到别人的刺激，亲自为自己的作品作序，不光作序，甚至还写评论，真是太可惜了！”就此，贡布罗维奇回答说，他将继续自我解释，“能解释多少就解释多少，能解释多长时间就解释多长时间”，因为一个没有能力谈自己的书的作家，不是一个“完整的作家”。就让我们在贡布罗维奇的小说作坊中呆上一段时间。下面是他喜欢与不喜欢的作家的名单，是他“关于小说历史的个人版本”：
他喜欢波德莱尔。（他接受现代诗歌的革命。）
他蔑视“介入文学”。（了不起的是：他不经常跟那些将文学变成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附庸的人论战。在他这位在共产主义体制下的波兰遭禁的作家看来，“介入”艺术就是在反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前进的文学。从他写作《日记》的第一年起，他就指责这一文学的善恶二元论，指责它过于简单化的趋向。）
他对巴尔扎克可以说是无动于衷。（他反对巴尔扎克的诗学渐渐被树立成小说的样板。）
他并不对普鲁斯特着迷。（一个十字路口：普鲁斯特到达了一次伟大的旅程的终点，已经穷尽了其所有的可能性；贡布罗维奇一心探求新世界，只能走上另一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