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贡布罗维奇的《费尔迪杜尔克》中，平科教授决定将三十多岁的尤瑟夫变为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逼他每天都在中学的一张凳子上度过，成为中学生中的一员。这一好笑的处境其实隐藏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如果大家总是像跟一个少年那样跟一个成人交往，这个成人是否会失去对自己真实年龄的意识？更普遍地讲：人是会成为别人看他、待他的那个人，还是他会找到力量，不顾一切，不顾众人，去维护他的真实身份？
接着，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震动了塞万提斯：另一个作家，一个无名的作家，赶在他之前，出版了自己撰写的堂吉诃德冒险故事的续集。愤怒万分的塞万提斯在他正在撰写的第二部的章节中，对他大加斥责。但他马上利用了这一丑恶的意外事件，从它出发，构思出另一个奇异的情节：在经历种种倒霉、不幸的冒险之后，疲惫、悲哀的堂吉诃德和桑丘踏上了回自己村庄的路，路上遇见了一个叫堂阿尔瓦罗的人，这是那个该诅咒的抄袭者笔下的人物；堂阿尔瓦罗在听到他们的名字的时候，暗自吃惊，因为他心里知道的，是另一个堂吉诃德，另一个桑丘！这次相遇发生于小说结束前几页。这是小说人物与他们自身的幽灵的令人窘迫的面对面相遇；是对一切事物的虚假的最后证明；是最后一个笑话忧郁的淡光，也就是永别的笑话。
在塞万提斯撰写《堂吉诃德》的第二部时，第一部已经出版、出名好几年了。这启发了他一个伟大的想法：堂吉诃德遇上的人物认出了他，知道他就是他们读过的书中活生生的主人公；他们与他一起谈论他以前的冒险，为他提供评点自己的文学形象的机会。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这纯粹是奇思异想！是个笑话！
将一部小说建立在一件轶闻上，一个笑话上，这对于贡布罗维奇的读者来讲，应该是来自一名现代主义者的挑衅。确实：这是一个挑衅。然而，它扎根于一段非常悠远的过去。在小说的艺术尚未确定自己的身份与名字的时代，菲尔丁就这样命名：“散文的、喜剧的、史诗的写作”，这一点需要时刻牢记，喜剧性是俯身于小说摇篮的三个神话仙女中的一个。
笑话、轶闻、有趣的故事，它们是最好的证明，证明对现实的敏锐感知跟信步于不逼真之境的想象力是可以形成完美的一对的。巴奴日还不认识一位他想娶的女性，然而，带着逻辑的、理论的、系统的、具有远见的精神，他决定马上彻底解决他生命中的根本问题：他是否应该结婚？他从一个专家那里跑到另一个专家那里，从哲学家那里跑到法学家那里，从女占卜家那里跑到星相学家那里，从诗人那里跑到神学家那里，在经过长长的探寻之后，最后确信这一关键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整个《第三卷》就讲述了这一不逼真的行为，这一笑话，最终转化成了一次长长的、穿越拉伯雷那个时代所有知识的可笑之旅。（这让我想到，在三百年之后，《布瓦尔和佩库歇》也是从一个笑话，延长为一次穿越一个时代的知识的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