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起大江健三郎的短篇小说：《人羊》（写于一九五八年）。一个晚上，在一辆公车上挤满了日本人，上来一帮喝醉酒的士兵，他们属于一支外国军队。他们开始吓唬一名乘客，是一名大学生。他们逼他脱裤子，露屁股。大学生感到人们在他身旁忍住笑。但士兵们并不满足只有这么一个受害者，逼迫一半乘客都露出屁股来。公车停下，士兵们下了车，脱下裤子的人又都穿上了裤子。别的人从他们的被动状态中清醒过来，逼那些受了污辱的人到警察局去告那些外国士兵的所作所为。其中一人，是个小学教师，尤其不放过那名大学生：他与他一起下车，陪他一直回到家，还想知道他的名字，以将他所受的污辱公布于众，指控那些外国人，最后两人之间爆发了仇恨。这是一个极妙的故事，探讨懦弱、廉耻，以及施虐狂般死死纠缠，还想让人以为那是对公正之爱的行为……然而，我提到这篇短篇小说只是想问，这些外国士兵是谁？当然，是二战之后留守日本的美国兵。既然作者明确称那些乘客是“日本”乘客，为什么他不说出士兵的国籍呢？是出于政治上的忌讳，还是为了追求文体上的效果？都不是。试想，假如在整篇小说中，一直都是日本乘客在与美国士兵对峙！在这个明确说出的定语的力量之下，整个短篇都会被简化为一个政治文本，变成对占领者的控诉，而只需放弃这个词，就可以让政治的一面覆盖上一层朦胧的阴影，让光线完全聚集到小说家感兴趣的主要谜语上面：存在之谜。
因为大写的历史，带着它的运动，它的战争，它的革命和反革命，它的民族屈辱，并不作为需要描绘、揭示、阐释的对象，因其本身而让小说家感兴趣；小说家并非历史学家的仆人；如果说大写的历史让他着迷，那是因为它正如一盏聚光灯，围绕着人类的存在而转，并将光投射在上面，投射到意想不到的可能性上，这些可能性在和平时代，当大写的历史静止的时候，并不成为现实，一直都不为人所见，不为人所知。
人们经常认为，现代主义的意义在于每一种艺术都在尽力接近它自己的特殊性，接近它自己的本质。因此，抒情诗抛弃了所有修辞的、教育性的、美化了的东西，以迸发出诗性奇思异想的源泉。绘画放弃了它的资料性、模仿性的功能，以及一切可以用另一手段（如摄影）来表达的东西。那么小说呢？小说也拒绝成为对一段历史时期的说明，对一个社会的描绘，对一种意识形态的捍卫，只为“惟有小说能说的东西”服务。
《没有个性的人》的故事情节发生在维也纳，但这个城市的名字在小说中，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只出现了两到三次。正如以前菲尔丁小说中的伦敦，维也纳的地形并没有提到，描写更少。发生了乌尔里希与他的妹妹阿伽特那么重要的一次相遇的那座无名城市是哪一座？您是无法知道的；那座城市在捷克语中被称为布尔诺，在德语中又称为布林；我根据一些细节轻而易举认出了它，因为我在那里出生；但我刚一说完这些，就指责自己与穆齐尔的意图背道而驰；意图？什么意图？他难道想隐藏什么事情吗？没有；他的意图纯粹是美学的：只集中讲述本质性的东西；不让读者的注意力转向一些无用的地理方面的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