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了痛苦的经验之后，克瑞翁明白了那些对城邦有责任的人有遏制他们个人激情的义务；坚信这一点的他与反对他、捍卫同样合法的个体权利的安提戈涅产生了殊死的冲突。他丝毫不作妥协，她死去了，而他本人，在负罪感的重压之下，只求“不再见到明日”。《安提戈涅》为黑格尔带来灵感，使他写出了关于悲剧性的伟大思考：两个人物相撞击，每一方都与一种部分的、相对的真理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假如只是看这一真理本身，它是完全合理的。每一方都准备好为之献出生命，但只有以完全毁掉对方为代价，才能让他捍卫的真理获胜。因此，他们两人都是既正确又有罪的。黑格尔说，对伟大的悲剧人物来说，有罪是一种荣誉。沉重的负罪感，使得后来的和解成为可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将《安提戈涅》在政治上加以时事化的做法非常流行。希特勒不但在欧洲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暴行，还掠走了它的悲剧感。以与纳粹主义的斗争为例，之后当代所有的政治历史都被作为一种善与恶的斗争来经历，来评判。战争、内战、革命、反革命、民族斗争、起义、对起义的镇压都被从悲剧性的领土上赶走，在那些急于惩罚的法官的权威下一扫而光。这是否是一种倒退？堕落到了人类在悲剧出现之前的阶段？但在这种情况下，倒退的是谁？是罪犯篡夺了的大写的历史本身？还是我们认识大写的历史的方式？我经常对自己说：悲剧性将我们抛弃了；而很可能，这才是真正的惩罚。
将人类重大的冲突从善与恶斗争的天真解释中解脱出来，并在悲剧的照明下去理解冲突，乃是人类智性一种巨大的能力。它使得人类真理致命的相对性显示出来。它使人感到一种为敌人也讨回公正的需要。但是，道德上善恶二元论的活力是不可战胜的：我想起战争刚刚结束时我在布拉格看到的一出改编的《安提戈涅》。改编者将悲剧性扼杀在了悲剧之中，将克瑞翁变成了一个彻底毁掉了一名自由阵线女英雄的、可憎的法西斯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