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所想象的这种无神的人亦即孤独的人，是有自由的。世界的齿轮停止了，当人类肯定某些事物时则有了正午的自由。但某些地方的事物则在生长。也就是说，非肯定生长不可。到最后，光淡了，日影斜了。到那时，历史又开始了。因此非向历史中去寻找自由不可，非得肯定历史不可。
哲学使理想世俗化，但暴君们却乘虚而入，立即把给予他们暴君权力的哲学世俗化了。通过黑格尔，尼采对这样的殖民地化已经看透了。据他的意思，黑格尔的独创性是创设了以恶、过错、痛苦作为反对神的论据的泛神论。“国家、既存的权力立即利用了这个冠冕堂皇的立论。”
从精神的丰富和充实所产生的这种高等的承认是无限制地肯定人的过失、痛苦、恶、杀人以及随人生而来的、惊异的、奇妙的一切事物。这是从赤裸裸的世界中，从赤裸裸的人中产生的。不要以为自己是宿命的，想成为一个违反赤裸裸的人，在这里须用上“宿命”二字。尼采的苦行是从宿命的认识开始而到达宿命的神格化的。宿命越是刚强，越值得感叹。道德、神、怜悯、爱等等，想向宿命索取回报，所以是宿命之敌。
肯定世界并使之反复，把自己与世界同时重造便是伟大的艺术家和创造者了。尼采对所有的创造者只是高唱固有的利己主义与冷酷严峻。各种价值的转变只有把审判者的价值用创造者的价值取代时才能存在，意即对某些事物产生热情而对之尊敬时。没有不灭的神性，这是给创造者下的自由的定义。
尼采说，基督教使神圣的东西世俗化，所以神是被基督教所扼杀的。这个结论虽是反讽的说法，但意味很深。借此，我们该能理解历史的基督教和“它的根深蒂固的，被轻蔑的伪善”了。
自由精神的所有者尼采，知道精神的自由不是安乐，是企求伟大，而企求伟大是要经过苦战恶斗才能得到的。他也知道，想在成法内立身，降落在成法之下是很大的危险。所以他理解精神唯有在接受新的义务时才能发掘真的解放。如果永远的成法不是自由，没有成法也不是自由，这就是他的主要的发现。任何东西都不真实，世界上假使没有规则，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被禁止了。
一切教会，都是基督坟上的墓碑，它拼命阻碍基督复活。
为探究尘世内部所有的真理与跑上厄特那火山上去的恩培多克勒一样，尼采冒了极大的风险潜入宇宙的内部，发现了永远的神性而劝告世人亲自去做狄俄尼索斯。“权力意志”常使我们想起帕斯卡的《思想录》来，但同是以赌博来结束的。人类虽是还不到抱有确信的阶段，但有着确信的意志。这两者是不同的。
尼采也在最后发生了动摇。“这是你不可饶恕的一点；你有权力，但拒绝签字”，他是应该签字的，但狄俄尼索斯的名字，因他疯狂时写给亚里亚的信而成为了不朽。
所以尼采才向人们呼吁，地球才是唯一的真实，向它效忠，活在它的上面，而且非得向它求援不可。同时，他又教训人说，生存必以法则为前提，所以在没有法则的地上生存是不可能的。自由地，没有法则，怎能生存呢？对于这个谜，人们非得决心接受死刑的宣判来解答不可。至少，尼采不逃避。他虽回答了这一问语，但那回答是冒着危险的。达摩克利斯是处身在剑下却舞蹈得最为巧妙的。人们非得接受不易接受的东西，站立在不易守的地点不可。
超人的训诫居然成了下作方法的制造厂，这是应该澄清的。19世纪、20世纪反抗大运动的最后结果，如果必然成为这样无情的屈服而背向反抗，则“我的良心与你们的良心，不就已经是同一的东西了吗？”尼采在他的时代所发出的绝望的呐喊是不能反复的吗？
人类到了不信神或怀疑永生时，便会对“活着的一切东西产生苦恼，为生的苦恼而贡献一切的东西负起责任”。结果，想发现秩序与成法的便是尼采，也唯有尼采了。从那时起，人的被神所遗弃的时期就开始了。那是为了探求、证明以至筋疲力尽，这是无目的的乡愁。
尼采所承认的是虚无主义最尖锐的意识。他使反抗精神所行使的决定性的行动，让理想的否定跳进理想的世俗化。拯救人类不靠神来做，所以非得在地上做到不可。世界是没有方向的，所以人类从接受世界的那个时候开始便应该给予世界可以到达高层次的人类的一个方向。
他是拥护古典趣味、讽刺、质胜于文的人，尼采以为贵族是不问任何理由都是实行道德之类的人；诚实而需要理由的人是可疑的贵族主义者；他热衷于公正，“公正成为本能，成为热情”；他以为狂信是理智的不共戴天之敌并且说最高的知性、最高的公正而执拗地奉行着。
尼采的努力，尽在成长中法则内存在，而在必然之中显示命运的游戏。“儿童是无辜的，是健忘的，是重新开始的游戏、旋转的车轮，最初的运动肯定神圣的才能。”
欠缺神的意志的世界同样没有统一也没有结局，所以世界不可能接受裁定。凡是有关世界的价值判断，结局都以人生的中伤结束。那便是把某些事物与应该如此的事物亦即与天上的王国，永远的思想，或道德的命令相比较，且给出裁决。尼采说：“现代的有利点，是因为一切都是非真实的，所以任何事情都是被允许的。”这些话，在壮丽而又讽刺的其他无数的语句中反映出来都足以充分证明尼采是肩负虚无主义和反抗的重任的。
尼采至少见到了必然发生的结果。例如，“近代社会主义形成了非常远古的耶稣会主义的一种形态，打算将所有的人当作工具”。或宣称“人所期望者，乃在安乐”。因此进而达到从来所不曾见过的精神的奴隶状态，无知的专制政治，在商人与哲学家的所有活动之上漂浮着。
但在他本身，罪恶不成为反对任何事物的论据。想象人的神性中存在着唯一价值的体系这种堂堂的论点也被作为利用的工具了。关于这一点，国家社会主义只是一时的继承者而已，只是虚无主义猛烈的即景行事的结果罢了。尼采要他们跪在宇宙之前的叛徒，后来却跪在历史之前了。对此不必惊异。
神的死亡什么也解决不了，只能在准备复活的条件上忍受难堪罢了。尼采说：“如果在神的身上找不到伟大，在任何地方也不可能找到。唯有否定伟大或者创造伟大了。”周围的人们在努力否定伟大，他眼见他们走上自杀之路。创造伟大是超人的努力，他因此而希望去死。事实上，他知道唯有在孤独的结果中创造才是可能的，在精神的极度悲惨中承诺这一行为，要不然便是死，否则人不可能决心去做这眩晕的努力。
一切可能性的增加不能成为自由，但不可能性也一样是束缚。混沌也是隶属状态。可能的事物或不可能的事物，同样只在被限定的世界才有自由。没有法则便没有自由。宿命不受高等价值的领导，如果偶然成了主宰，便非得在黑暗中摸索不可了。那是无法无天的可怕的自由。
地上之神狄俄尼索斯永久在解体之中呻吟。但同时却流露出与苦恼一致的隐形之美。照尼采的想法，肯定尘世与狄俄尼索斯便是肯定自己的痛苦。接受一切，把最高的矛盾和苦恼都接受下来便是支配了一切。尼采承认对这个王国必须付出牺牲。“严肃而凄苦”，唯有尘世才是真实的。只有它才具有神性。
人类的神性是兜着这样的圈子，最后才被导入的。反抗者最初否定神，继而准备取而代之。但反抗者必须把一切反抗甚至将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而向神发起的反抗统统丢开，唯有如此才能成神；这就是尼采的使命。“如果有神，而我非神我岂能忍受。”事实上世界之中有这个神的存在。要加入那种神性，只要肯定便够了。“不必祈祷、祝福。”那么，地上必将充满人神了。
世界是无动机的，所以是神圣的。因此唯有艺术，才是无动机性的，所以能把握世界。无论是哪种判断，都不能理解世界，所以也像世界借“永远轮回”而反复一样，艺术给我们示以世界的反复。在同一块海滨沙滩上，原始的海在不倦地反复述说同样的话语。给我们一种无望而令人吃惊的同样的生存，但至少知道仍然会回到起点。同意一切东西都会回来，而热心地反复着才能分享世界的神圣。
在我的内心哪里还能感受到自己呢，这样自问的问语，是最痛苦而又让人肝肠寸断的问语。
用方法的否定代替方法的疑惑，他把遮蔽虚无主义的一切东西，把伪装神的死亡的偶像给破坏了。“为了建造新圣堂，就非得毁弃另一个圣堂不可，这是理所当然的。”在善与恶上想成为创造者的人，据尼采的意思便得先成为破坏者，破坏其他各种价值不可。
尼采借助他人的理论把来世改为“无限的未来”。在这一点上，尼采背离了希腊人和耶稣的教训。据他说，他们把来世换成了“目前”，他们的两种反抗都成为现实的某种样板，尼采早已说过的，在应该“取代僧侣、教育家、医生”的阶级中具体化了。
他与批判他的基督徒们的想法不同，尼采并不计划杀害神。他只是发现了神在时代精神中的死亡。他首先理解了这件事的重大性，坚信在人的反抗未得到指导的场合，反抗是不会成功的。对反抗的其他一切制度，悔恨也罢，满足也罢，一定会招致启示的。所以尼采不是完成了反抗的哲学而是建立起有关反抗的哲学。
关于“培育与淘汰”在浅薄的考察中，他也同样地推进虚无主义的理论。“问题是怎么以完全科学的意识获得实行意志死亡的、感染的虚无主义的严密方法。”但尼采，为了虚无主义，时时考虑到传统抑制虚无主义的价值。道德尤为如此。苏格拉底所阐述的基督教所劝诱的道德行为，就有颓废的色彩。那是打算把有肉体的人，转换为人的影子，而在完全空想调和的世界这个名义之下，非难情念和喧嚣的世界。
尼采主义虽是个人的权力意志论，但在全体的权力意志中，也非被记录下来不可。如果没有这个世界的帝国，是没有价值的。
通过尼采哲学的坩埚，在自由的疯狂之中，反抗达到了生物的或历史的专制政治。绝对的否定让施蒂纳把罪恶神性化了。但绝对的肯定，却把杀人普遍化了。
如果虚无主义是指信仰的不可能，那么最危险的征候不在于无神论，而在于不相信存在的东西、看不见创造出来的东西以及使所赐予的东西不能生存这一点。这种缺陷是潜在于任何理想主义的根基之内的。
尼采在要求人类将来的方向。“应该为支配尘世而奋战的时期近了，这个战争将在哲学的原理的名义下行使。”他对20世纪做这样的宣告。他虽然这样宣告，但他注意到了虚无主义的内在理论，知道了其结果之一便是帝国。因此他在准备着这样一个帝国。
基督的唯一审判是认为自然的罪并不重要，而历史的基督教却把一切自然视为罪恶的源泉。“否定基督教的是什么呢？”是现在有基督徒名义的所有事物。基督教相信给予世界一个方向才与虚无主义作战的，但基督教让人生以空想的意味妨碍了真意，因此堕入虚无。
他相信与知性所结合的勇气。他所说的权力，便是指与知性结合的勇气。人们在他的名义下使勇气与知性相对立。于是本来是其德行的反而变形成为相反的、盲目的暴力了。他遵循高迈的精神法则，把自由和孤独混合在一起了。他的“正午与深夜的深湛的孤独”在席卷欧洲的机械化了的群众中湮没不见了。
尼采把虚无主义推进了这个死巷，就他自己而言，也许可说是以极大的喜悦而进行的。给同时代的人以无法遵守的位置便是他的目的。就他而言，到达矛盾的极限，似乎就是唯一的希望。到了那时人们被捆在无法喘息的死结上，如果不希望死亡，就必须一发了结，创造出他本身的价值不可了。
当主人肯定一切时，也是肯定奴隶状态和他人的苦恼。这里有对暴君与凶手的赞美。“既是永久欺骗、杀人的人生，而竟然相信不说谎、不杀人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岂非可笑？”但事情的确如此。形而上的反抗的最初行动不过是对人生的虚伪与罪恶的抗议罢了。尼采的肯定是忘却根源的否定，否定了反抗本身，同时也否定了拒绝赤裸裸的世界的道德。
于是最高的恶虽是最高的善的一部分，而最高的善才是创造的。他根据独特的见解，写成了那个时代的《方法序说》，虽没有他所赞赏的法国17世纪流行的自由与正确，但有着他所谓天才世纪的20世纪表明的明晰特色。这个反抗的方法才是我们必须重加检讨的。
尼采所企望的是有着基督心肠的罗马人恺撒·博尔基亚。那是在精神之中同时肯定了奴隶与主人。恺撒·博尔基亚是宿命地抛弃了精神的支配，选择了事实的支配的。尼采做了严格遵守他的方法的教师，自问“应该怎样利用罪恶”。对这一问句，恺撒·博尔基亚当然会回答说，借着反复累犯的罪恶。不幸尼采曾这样写着：“目的大的时候，人类会用别种尺度，无论运用多么可怕的方法，也不会把罪恶视为罪恶的。”
据尼采的说法，这便是基督的使命。后来的基督教历史，只是对这使命背离的冗长历史而已。新约圣经早已败坏，自保罗以至教会，为了信仰的虔诚把工作置之脑后了。
“我们否定神，也否定神的责任，于是世界才能解放。”虚无主义与尼采同时成了预言。但在尼采作品中的预言，除却他倾其全力所憎恶的平庸卑劣的残忍性以外，从他那里再也抽不出什么来了。他的思想虽是一时的，但具有方法性亦即战略性，这是无可置疑的。
尼采的最初做法是接受他所知道的。他认为无神论是自然产生的，那是建设而急进的。尼采的最高使命在无神论的问题之中造成一种危机状态，再给它无法决定的判断。依据他所说，世界是急剧前进的，没有终止的一天。神没有抱着任何希望，所以是无用的。
基督教加诸教祖的使命的重大败坏之处在哪里呢？那便是与基督的教训不相关的审判思想以及与赏罚相关的观念。自此以后，自然变成了历史，这个历史的意味加深便产生了人类“全体性”的思想了。根据它的意思，从福音到末日审判，人类只要致力于使预先写成的故事更适合于道德的目的就行。唯一不同的是，到了故事的最后，人们自然会分成善人与恶人而已。
在没有神与道德偶像的世界上，人是孤独的，没有主人。没有什么人像尼采这样让我们相信自由能这么容易获得。这一点与浪漫主义者是不同的。凭靠着这种野性的自由，他自己也加入了他所说的被新的悲哀和新的幸福所烦恼的人们之中。但在开始的时候，只是悲哀绝叫而已。
在某种意义上说，尼采的反抗还是达到了恶的宣扬。所不同的是，恶已不再是复仇了。恶是作为善的可能的一面，更确定地说是被视为宿命而接受的。所以恶被作为可以克服的东西，是被当作一种治疗方法。
尼采死于1900年，是死在这个主张变得致命的世纪之末。在更明晰的时候，他这样呼喊的声音仍是空虚乏力的。“谈论一切不道德的行为是容易的，但人们有没有那种耐力呢？譬如说，我忍受不了毁约或杀人。我会懊恼烦闷而死。这是我的命运。”既同意人们所有的经验，别的人来了时不仅不会懊恼烦闷，而且会增强虚伪与杀人的动机。
凶手发现那个证明，不是对尼采偶像的否定，而是使尼采的著作成为辉煌的热情的肯定，这是非常明显的。肯定一切也就假定了肯定杀人者而且承认杀人的两个方法。当奴隶肯定一切时，他肯定主人的存在和苦恼。所以耶稣以顺从忍耐劝诫世人。
根据更深一层的理论，到了那时“如果任何事物都不真实，一切皆被允许”这句话就得改为“如果任何事物都不真实，一切皆不被允许”了。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一件东西的禁止是被否定的，那便是舍弃被容许的东西。在黑白不分的地方，光被熄灭，自由成为意志的牢狱。
尼采的责任，因为方法上的优异，虽是一时之间出现，但处在思想的正午，把不光彩的权利正当化了。关于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说过，如果给人那样的权利，大家都会向那里跳过去，这是势所必然的。但尼采所不知道的责任，所能达到的更加遥远。
尼采与托尔斯泰一样，认为基督并不是反抗者。他的教义的要点可以归结为善的承诺以及对恶的无抵抗。为了防止杀人，也不可以杀人。原原本本接受世界，应该拒绝它的不幸的增进，但对于世界上的恶则非承诺个人的痛苦不可。神的王国便在我们手之所及的范围之内。把我们的行为与这些原理连在一起，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无上幸福的内在决心的，只有一个。不是信仰，而是工作。
尼采厌弃自由思想家和博爱主义者。他把“精神的自由”解释为个人精神的神性这个极端的意义。可是虽然如此，自由思想家也与他一样，也是从神的死亡这个历史的事实出发达到同样的结果，尼采看穿了博爱主义不过是没有高层次证明的基督教而已，拒斥了第一原因却留下终极原因。社会主义的解放理论，借助虚无主义所避免不了的理论，一定会继承他自己所梦想的超人秉性，对于这一点，他却茫然没有注意到。
这时，尼采回到了思想的起源即前期苏格拉底派。后者为了让他们所想象的原理保持永久性无辜，结果把原因除去了。虽然没有目的，赫拉克利特的“命运的游戏”却是永恒的。
尼采不企望回报。成长的喜悦就是绝灭的喜悦，但毁灭的只是“个人”，个人为求得自己的存在而进行反抗的行动在对成长的个人的绝对服从中消灭了。“对命运的爱”取代了过去的“对命运的憎恶”了。“不管我们知道与否或企望与否，每个人都协助了一切宇宙的存在。”个人于是没入民族的永久运动之中。“存在的一切东西是永恒的，大洋会把它们反拨到岸边来。”
不能守住成法的人，便得发现别的法则，要不然非疯掉不可。
啊，请给我疯狂！不超越惯例，我便成为被神所弃的人中最遭轻视的人了。
只要承认了生成变化的无辜，它便流露出自由的极限。自由的精神倾于必然的东西。现象的必然如果是绝对地不被中断，就不含有丝毫束缚，这就是尼采深远的思想。完全的执着完全的必然；这便是他对自由的反讽的定义。“自由从何而来”的问句，到那时便代之以“为何自由”的问句了。自由是与虚无主义暗合的。那是伟人的苦行，是“绷紧了的弓”。
在最大解放的结果之中尼采选择了最大的隶属。“如果不以神的死亡作为对我们本身的巨大抛弃与永久的胜利，那么对这种丧失就非得付出高价不可了。”换句话说，对尼采而言反抗是与苦行相通的。
他之所以特别攻击基督教，也只是就道德上来理解。对于基督的人格和教会各种讽刺的形象，他都没有提及。他作为一个识者而赞扬教徒，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说：“事实上，道德只被神所反驳。”你说这是神的自发的崩溃，但这只是蜕变而已。神把道德的外衣卸下了。于是，你将在善恶的彼岸再次发现神。
神若有什么期望就只得接受“降低所有价值的一切背理或苦恼”不可。在此，我们才能认识恶的问题传统的公式化。尼采公然赞扬司汤达的“神的唯一辨明是根本就没有辨明”这句话，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对于尼采，支持着他的行动本身的，是一种独特的法则与理论，这也许就是他的哲学之所以披上血腥的外衣的原因。他的著作是不是有可以被利用为决定杀人方面的东西呢？凶手们因文字而否定精神，为了要把文字中属于精神的东西也加以否定，是不是会在它们中找不到借口呢？对这一疑问，回答是肯定的。回顾尼采思想上方法的方向（虽不能说他自己曾遵循不渝），他的反抗的理论没有界限。
尼采的哲学，的确是在反抗问题的周围绕圈子的。他的哲学是从反抗出发的。但谁都会注意到，尼采在逐渐变换位置。他把“神的死亡”视为既成事实，他的反抗以此为出发点。之后，他的反抗失去了方向，但依然以试验神的唯一坩埚而污蔑世界的荣誉的一切东西来代替消灭了的神性。
个人屈服于种族的永久性，投入时间的大轮回中，才是尼采所主张的，而他们则以为民族为种族的特殊的场合，使个人屈服于这种愚笨的神前。他以恐惧和战争所表示的人生，堕落成一个国家的生物学了。无教养的君王们的民族死啃着权力的意志，终于为了自身利益，用到一向所轻蔑的“反犹太人的丑态”上。
他自称是欧洲最彻底的虚无主义的先驱。不再因为趣味而是情势使然。他拒绝了时代的遗产是因为他太过伟大了。他诊断的结果，在本身及他人之中认识了信仰的不可能和一切信仰根据的幻灭亦即人生信赖感的幻灭。“人能一面反抗一面活着吗？”但尼采把这句话变成“人会因为信仰而活不下去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以信仰的欠缺作为一种方法，而且把虚无主义追到边缘赶到沙漠，倘若信赖未来，人会在原始的行动中感到痛苦和喜悦。
可是在他死后33年，他的祖国竟把他供奉为欺骗与暴力的导师，而把他付出牺牲所得的观念与德行当作遭到百般曲解而让人憎恶的东西了。在知性的历史上，尼采的命运是无与伦比的。加诸他身上的误解是无法补偿的。在历史上虽有种种哲学的解释被出卖的事，但在尼采与国家社会主义之前，因特殊灵魂的高贵与错乱所照耀的思想，在世界人们眼前，由欺骗的夸耀与收容所中尸体堆积如山的恐怖情形所解释的情形是史无前例的。
自他开始虚无主义才成为有意识的。外科医生与预言家都在未来的机能上思索和施行手术，这一点是共通的。尼采虽然仅是在未来的启示上仔细地思索，但看穿了那个启示不是卑劣，所以不再煽动，而是避开了它，想把它变成再生的形态。他承认虚无主义，并作为临床的事实而予以证明。
要禁止某一行为，事实上有某一价值与目的之必要。但同时，什么都不被允许。如欲选择别的行为也有取得价值与目的的必要。法则的绝对支配固然不是自由，但绝对的任意也不是自由。
对我们而言，把尼采与罗森伯格（德国纳粹政治家）混为一谈，始终是不恰当的。我们应该替尼采辩护。这一点他自己便曾断言：“解放了精神的人必先自洁。”他早就预先警告了他的不洁的子孙。至少，他所思考的那种精神的解放，是不是会拒绝自己净化，这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
重要的不同点只是尼采一面期待着超人，一面主张肯定某些事物；为了使自然跟着历史走，自然必须被征服；在尼采看来，为了征服历史，自然是应该遵循的。这也是希腊人与基督教徒的差异。
伟大的叛徒，到时为了亲自把自己禁闭起来，造成了徒然的必然支配。逃出上帝牢狱的他最初所关心的是使尼采准备打破的虚无主义的化装与圣化同时成就，这样又建立起历史和理性的牢狱来。
尼采的意思是说真的道德不能与明晰背离。他不饶恕“中伤世界的人”。因为在中伤之中，能发现可耻的逃避意味。传统的道德在他看来不过是背德的特殊场合而已。他说：“因为有善，才有能被证明为无罪的必要。”所以“人有时停止行善，是为了道德的理由”。
在尼采的精神里，把不可避免的事物摆在面前而在心里傲然承诺。可是，我们知道尼采的子孙们怎样把这位自称为最后反抗政治的德国人拿来作为招牌而使用的。他在空想着艺术的暴君，但对于平凡人，专制是比艺术更为自然的。他嘶喊道：“与其帕西法尔，毋宁恺撒·博尔基亚”。而且他得到了恺撒·博尔基亚，尼采把他当成文艺复兴期的伟人。
自从人们认为世界不追求任何目的之后，尼采就主张承认世界的洁白无瑕，在任何意图之下都不予以制裁，所以要使其不能判决，结果对一切的价值批判仅代之以一个肯定，也就是说对这个世界必须予以完全的、热烈的执着。这样一来，将会从绝对的绝对之中迸出来无限的喜悦，从盲目的隶属迸放出极度的自由，得到了自由，正是隐去了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