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业确实在乎“黄祸”，但把我们当作囚犯的法律也是这样。神是敌人。施蒂纳让亵渎尽可能趋于极端。“圣饼一旦消化，便无作用。”但神是自我分裂的，更正确地说，只是听其自然的自我分裂而已。苏格拉底、耶稣、笛卡儿、黑格尔等，所有的预言者、哲学家，只是发现了听其自然的我的新分裂方法而已。施蒂纳则把我还原为比较固有的、脆弱的东西，借以从费希特的绝对自我中区别出来。他不能用任何名字称谓。它是唯一者。
任何自我，对国家与人民在根本上都是有罪的，所以应该承诺活着便是犯罪。既然不承认死，那么要成为唯一者，便非承认杀人不可。“不亵渎任何东西的你，是赶不上罪人的伟大的。”施蒂纳惴惴不安但断然地说，“不要杀死他们，把他们捧为殉教者。”
法国的大革命变成反动的了。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由此可知。
在这块沙漠上开着各种花。没有思想欢呼的可怕意味，只要思想与信仰的长夜永在，就不能理解任何一星半点儿的新观念。黑夜即将结束，不是革命的黎明而是叛徒的黎明行将来临。谋叛是禁欲的，它拒绝一切安慰。除非别人的利己主义与自己的利己主义相一致，否则叛徒是不会协调的，他的真正生活在于孤独，会使单独者的存在意志得到十二分的满足。
但世界史只是对存在的唯一原理、活的具体原理、夸耀胜利的原理的长时间攻击罢了。人借助神、国家、社会、人类这一连串抽象的束缚，让这个原理屈服。在施蒂纳看来，博爱是诈骗。崇拜国家与神的无神论哲学，它的本身只是“神的谋叛”罢了。施蒂纳说：“今日的无神论者实际上是满怀虔敬的人们。”整个历史中，只有一种崇拜——永久的崇拜。这种崇拜是虚伪的。只有唯一者是真实的，是永久的敌人，是一切东西的敌人，事实上唯一者是很难侍奉的。
这些革命者对革命尤为憎恶。要成为革命家，非得信奉什么不可，但又没有可以信奉的东西。
耶稣以前的世界史，在施蒂纳看来，只是把现实理想化的长时间努力罢了。在古代人独特的、净化的思想或仪式里显示着这项努力。耶稣以后，目的达到了，于是反过来从事使理想现实化的努力了。继净化而来的具体化的激越豪情，继基督遗志的社会主义扩张其势力，逐渐让世界腐化了。
施蒂纳不仅试图做此正当化，他的徒众在各式各样的无政府主义的暴力革命中也得到虚假的正当。他们显然陶醉于以自己为出发点的展望中。
与施蒂纳同时，以反抗为原动力的否定行动遍及一切的肯定，这似乎势所必然。那种行动又充满道德的意识，把神的代用品全部清除。他说：
于是在世界的废墟上，王者的个人悲哀中的笑装饰了反抗精神的最后胜利。但这个极限唯有死或再生，别的什么都不可能。施蒂纳与一切虚无的反抗者一面陶醉于破坏一面向极限突进。最后发现了沙漠，非得在那里学会生存不可。于是尼采呕心沥血的探求开始了。
外在的彼岸虽被一扫而净，但内在的彼岸却成为新的天界。
也许与圣者断绝关系，换句话说，即破坏圣者会成为普遍的趋向。那不是新的革命行将来临，而是强力傲慢之举，没有尊敬之心，没有羞耻之念，也没有良知自省，雷鸣在地平线上扩大了吗？天已预感到了这些，因而阴沉黑暗，你没有看到吗？
施蒂纳从人的内心所包含的神开始，想打破一切的神，但他与尼采相反，他的虚无主义是彻底的。施蒂纳因走不通而笑，尼采则碰了壁。在1854年出版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以后，施蒂纳把所有的东西一扫而光。依他看，这些偶像的任何一个，都是由于同一的“黄祸论”，即对永恒思想的信仰所产生的。所以在他看来，“自我主义在任何根据上都站不住脚”。
于是个人主义达到顶点。那必定会否定那些否定个人者的一切，使个人昂扬，赞扬一切侍奉个人的东西。施蒂纳所谓的善是什么呢？是“我所能利用者的东西”。获得正当允许的是什么呢？是“一切我所可能做到的事”。反抗又进而成为犯罪的正当化。
在屋里创造默示录之人的阴惨的喜悦，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了。没有人能阻止得了这专断残酷的论理。
服从人类，等于是侍奉神。再则，所谓友爱只是“社会主义者的星期天的见解”罢了。星期天以外，同胞们成了奴隶。所以，在施蒂纳的眼中，自由便是“我的权力”，真理只是“明星们的利己主义”而已。
只有为反抗一切抽象而站起来的自我，只有因被隔离，被斩断了根子因而其本身成为抽象的，不可名状的自我而已。已经没有犯罪，也没有过失了。因此再也没有罪人，我们都是完美无瑕的了。
但命令杀人者的正当性必须得动员唯一者们来公开宣战。于是杀人成为一种集体自杀。施蒂纳不肯这样说，也许压根儿不知道，但对任何破坏则不畏惧。反抗的精神终于在混沌之中发现了更残忍的满足。“你们（德国国民）行将被埋葬于地下。你们兄弟的国民也行将步你们的后尘。所有的国民都步你们的后尘时，人类便被埋葬了。而在那坟墓上，成为唯一主人的我会为了人类的后继者而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