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大的乐趣只是非难别人的平凡微小。在传统基督教的意义上说，自认为道德和良善的社会，憎恨更高类型的人，并认为他的孤立是因罪得来。这种社会所希望的道德不过是要把每个人划归到他自己一样的水平；基督徒骄傲地高居评断地位，但耶稣不是一个审判者，尼采对耶稣总是保持很高的敬意。
尼采对超人所做的预言是他所有著作的重心。这里有一个普遍的错误，就是把这个超人只解释为金黄头发的野兽和残酷无情的暴君。这种高贵型的超人，傲慢而缄默。尼采遭受误解，这是他的命运。这种高贵类型的人，就是希腊狄俄尼索斯式的人物，他尽情欢悦于爱情、酒、歌舞、春天，对敌人的胜利和宗教狂醉的感官逸乐生活中，有一段时间，尼采认为瓦格纳的作品就是这种无限超升的表现。
这仍然是为两千年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犹太人而做的？
尼采说，传统上对宗教的信心迅速地被一种对科学进步的无限信念所代替，一个民族所想的只是追求安全、繁荣。这主要是康德和席勒那种大言不惭的唯心论的结果。人们所保有的只是那些最具体而浅薄的目标，人毫不知耻地把自己表现为野兽。
正如他们经常破坏每种其他伟大的自由一样，这些德国人破坏了文艺复兴。“他们是我的敌人”，而他们这些污浊的人碰遍了一切东西。他们的良心促生了新教，带来了欧洲最无可救药的病弱。
尼采称我们这种思想上的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中一件最伟大的事。信仰上帝，已不可能，也不再值得接受，有如日垂西山，东海逝波。现在，对于那些了解此事的人，世界表现得更为古老、生疏、可疑；后于基督教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的结果会是什么。
尼采对基督教道德的憎恨，延伸到对犹太民族的批评。他说：“罪业是犹太人的一种情操，也是犹太的创造物。”他认为，犹太人在理智和意志力方面所累积的资料，世代受苦和受迫害的结果，使得他们到处怨恨。不过，尼采也赞扬他们曾经产生过像耶稣那样最高贵的人，像斯宾诺莎那样最纯净的圣者以及像《圣经》那样的最有力的道德典范。
以往建立在上帝信仰基础上的一切观念都瓦解了，例如整个欧洲的道德观念。可怕的恐怖必定随之而来。只有少数人，就是那些实际上属于未来世纪但已经过早降生的人，也就是生活于高山之巅的人，才非常想获取未来的知识以解答谜语。只有这些人才会看见光明、幸福、激励和新的一天的日出。他们的内心充满感激、惊奇和期望。他们的船又可以驶向未知的海域。他们被允许大胆追求新知识，无边的海洋摆在他们的面前。
在1870年左右，政治方面在上升而日益繁荣的时候，尼采看到了欧洲在理智和精神方面贫瘠的最初征兆。他写道：
如今，一个基督徒可能是一个士兵，可能是位法官，也可能是其他种种身份的人。他们维护自己的荣誉而不接受屈辱；他们傲慢，好像他们从未听过那位谦逊的加利利人的教训，教会已变成耶稣曾希望废弃的制度。
在“新约”中只有一个高傲的人：彼拉多。他所轻视的问题“何谓真理”是“新约”中唯一有永久价值的一句话。北欧强健神族的活力，被这个基督教的上帝剥夺了；他们已变得病弱衰老，他们已不能产生新的宗教概念。
这个犹太人告诉我们他是上帝的儿子。
上帝像生命一样，是善恶的彼岸的。基督的道德观念只适于基督本人的生活体验。这个思想很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法庭审判官的思想，因为这位审判官也把基督的道德观念，只留给少数的超人，耶稣是曾经在世界上活过的唯一基督徒，但是他被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了。犹太基督教的道德是庸人反对强者和特立独行者的一种本能，也是反对自创法律的快乐者的本能。基督教的道德观念是怨恨的产儿，并且自己表明了它对善恶的无知，它告诉我们，只有上帝才有这种知识。
这些对生死意义的解答表现出尼采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尼采不认为这种虚无主义是颓废的，他认为这是欧洲人衰颓的精神状况的一部分。他自应去讥评一切既存的价值，创造各种新的价值以及引导人们超越现有的善恶观念，这是他的使命。
尼采对传教工作的批评也同样严厉。他认为基督教会实际上只是许多原始宗教仪式和信念的集合，基督教的传播其原因主要不在于基督教的仪式，而在于仪式中普遍的异教成分（如最后的晚餐）。无论传教士到达什么地方，教会都会使它自己容纳既有的迷信和习俗；这种技巧看来是说服异教徒的一种巧妙方法，也说明了它粗鄙的理智状况。原始种族非常地愿意接受威士忌和基督教这两种欧洲的麻醉剂。由于这两个原因，他们便非常迅速地堕落了。
他将坚忍地面对他的命运而与敌人相斗。他不再需要那些无所事事只是“麻痹人类罪恶”而不强化人类面对罪恶之力量的教士，结果是普通的基督徒成为了不幸的人物，他不应接受那种基督教用以威胁他死后的严酷惩罚。基督教创造了罪业，灵魂脆弱了，对基督教的救治之道的信念很快缺失了。教会不是别的，只是坟墓和上帝的墓石。
尼采是古希腊文化的景仰者。他对现有的人类历史，抱有一种悲观的看法。叔本华认为，世界和它的各种力量是生命意志的表现，但尼采认为历史根本就是盲目的和无意义的，黑格尔对历史抱有非常乐观的看法，认为人类历史是一种进步的计划，尼采认为这种说法简直荒谬，整个人类并没有完成什么进步。我们一般的教育和民主制度只能阻碍那种承载进步担子的影响力，所以尼采认为，从现在开始，教育的目的必须是培育一种更好更高类型的人。
我们的宗教是从一些古代信仰转变为现代的。我们被安排去相信有一位与平凡女人生孩子的上帝；相信一位要求我们不要继续工作并且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注意世界末日象征的圣者……他要求他的门徒们去饮他的血……
大约十年以后，他诊断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缺乏威信、充满忧虑和急需信赖感的时代，任何东西都化解为无聊的空谈。
尼采非难教会曲解了人对于性的态度，性是人类最强烈的本能。教会永远诅咒性方面的事情，好像“罪业”这个词是性的同义词。把精神力量浪费在基督教是可怕的。我们的教会使用一种衰落文明的可怕技巧去搅乱人的精神力量：他们使他感到有罪。
“只有犹太的传统才可能产生耶稣。我是指笼罩在耶和华的黑暗可怕的乌云之下的景色。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人才会把那从满天乌云中突然而神奇地穿透而出的一线阳光，认为是‘爱’的奇迹，认为是一线希望之光。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基督才能梦想他的虹霓，梦想他走向天国的样子”，现代人不能再接受耶稣的教训。
两千年过去了，没有一位新上帝降临人世，基督教玷污、毁坏了一切事物，创立了一种虚假的平等，以虚伪、神圣、贫血的理想麻痹我们的生命力，因为生命的法则是高于基督教的理想主义之上的。
这个可怕的宣告，集合了尼采的一切力量给基督教的神圣信念以最后一击。他尊敬甚至赞扬耶稣，但是他否认耶稣对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任何意义。
尼采按照这个步骤开始扫除欧洲的一切思想传统，他检讨历史、政治、战争、革命、人权、教育的意义和生死的终极意义。非难的门一旦打开，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再能阻止他破坏性的攻击，没有什么东西再能阻止他评估一切古老的价值观念，破坏整个文明中那些所谓神圣的东西。
马丁·路德扬弃较高类型的人，因为他憎恨他们。他表示出平凡人物、市侩气的群众心理的胜利，这表明一切精神光辉的结束。
我们要么因宗教而衰亡，要么宗教因我们而衰亡。
因此即使死亡也不能让恐惧有自己的方式。真正具有创造力的人，当他增长中的观察力不再增长的时候，他就想死了。病人是一种寄生虫，不宜继续活下去。他不应该让别人因他的悲惨境况而受到连累。我们应该告诉那些卑微的群氓，他们是别人的负担。创造的超人将知道什么时候去死，因此自杀成为一种神圣的行为。
“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当我们听到古老的钟发出响声时，我们问自己，这个可能吗？”
他背叛一切较高价值，而他的背叛杀死了上帝，因为“上帝看到了人的内心深处，看到了人的内心隐藏着的卑劣和丑恶。……人不能忍受这么一个冷眼旁观者！”对人自己所定的规范而言，上帝是一种危险，所以他必须去死。现在，他已经死了，人却面临一个不安的深渊，面临无边的虚无。
这种新型的人，必须在没有上帝的情形之下具有独立、自由的生活能力。他们必将抛弃一切幸福快乐，成为孤独的人。当他们把他们的意志加之于一般人身上时，他们当然要依赖这些人，可是他们还继续生活于傲慢的孤独之中，长官与下属之间的军事隶属关系必将成为未来领袖的模式，这两种人是为一种更高的理想而联结在一起的，其情形与现在那些工业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不同，因为工业家和工人只是两个缺乏共同目标的敌对者。尼采认为，作为赚钱者的工业家是不能属于一个更高种类的。国家将统治一切人的思想，它将成为一个新的偶像。
当尼采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缺乏虔敬、信赖、充满忧虑和理想主义时，他把这种普遍的腐败当作个人反叛的一个契机，所以他说：“如果有上帝而我非上帝，我岂能忍受！所以，没有上帝！”
尼采认为，马丁·路德不了解教会的胜利，只看到它的腐败，不了解任何胜利力量将允许的高贵的怀疑精神和容忍精神。他把圣书放在每个人的手里，包括那些信仰破坏者的学者之手。克尔恺郭尔是新教徒，但克尔恺郭尔对马丁·路德也有同样的责难。马丁·路德允许教士们有性的自由，却不明了，四分之三的人的信仰，尤其是女人的信仰建立在所谓教士不服从物理法则的那种见解上面。
尼采不能解答他自己所提出的生活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不可解答。因为我们是在生活之中。强者对生活的价值不会做任何评断。只有那些沉沦者、厌倦于生活的人，才容易转向这些回顾，他们没有掌握胜利、英雄主义和美中的生活艺术。强者以平静的心态面对愤怒和贫乏，能慷慨地宽恕那些伤害他们的人。他们没有一丝犹豫的表现而把在危险中生活当作他们的天职。
死亡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尼采的思想表现出极端的双重且矛盾的特征。他教人超越自己而进入超人境界，甚至教导基督教超越自己而成为某些超越基督教的东西。基督教相信有一个死后生活，这降低了现世生活的价值。人们把希望寄托在遥远的未来而不在此时此地在现世就实现这个愿望。
尼采这位反基督者，也有类似于克尔恺郭尔思想的倾向，对于把国家和宗教在世俗层面上混合，他表示愤慨。原始基督教教导人不要依从国家，甚至为了精神的自由让人把自己与家庭分开。现在，我们的政治家们明显地改变了这一点，他们的行为虽然违反基督徒的精神，然而他们参加教会集会，在演说中他们促进基督教的思想，世俗和耶稣的信仰之间的裂隙已被消灭了。
但上帝已经死了！
如果不是由于马丁·路德的到来，这种发展是毫无疑问的了。教皇恺撒·博尔基亚将是这个结束堕落而垂死的基督教的人，可是马丁·路德来了，这个教士充满仇恨本能，倾向于领导乡野鄙夫来反抗文艺复兴。他惊愕地发现，没落的教皇已不再掌有权势了，而对生命的肯定正被文艺复兴的势力所代替。
死亡是最后的，死亡之后什么也没有了。强者要生活于这种方式之下，也就是说，在适当时候他要更具有向死的意志。只有生活才重要；它是绝对的，而死却是相对的。基督教只把死歪曲成为一种可怕的滑稽剧。因此在基督教之中，健全者和强有力者都受到惩罚，而受缚者和奴性者却得到完全的祝福，因为他们已经压抑了生活中最大的自然冲动。他们活在对生活的恐惧中，因此渴望登上天国，但强者绝不畏惧生活。对死的恐惧是一种“欧洲病”，它削弱了人的生活意志。
这些群氓所想的只是借助基督的屈辱、谦逊和受苦等教训，强迫伟大而自由的人屈服在“奴隶道德”之下。他们遵从一种苍白无血色的基督教理想，他们用这种理想去评断一切人。一种基督徒的思想被误解了；即使当他低首扪心自问，其真实意图也还是要提高自己。
上帝已经死了。
尼采强调一个事实，即耶稣反对那些评断别人的人，耶稣希望破坏他那个时代的道德观念。耶稣反对犹太传统，反对“公正的”“高贵的”统治者，尼采说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那个时代就因为这个罪名，他必须死，所以耶稣之死不是因为别人的罪。耶稣扬弃了罪恶的观念，他怎么可能会为了别人的罪而死呢？
这些事情还能被相信吗？
当然，这种基本缺乏勇气且虚伪的教会，积重难返，是不容易改革的。宗教改革不过是麻痹基督教的另一半而已。当马丁·路德挟其歪曲的神学到来的时候，欧洲早已从中了基督教的毒药而导致的昏迷不醒中重新苏醒过来了。文艺复兴使艺术与科学有一种几乎是奇迹似的再生的希望，而在罗马这个垂死教会的所在地上，新生命也兴盛起来了。
尼采把基督教称为怜悯的宗教，是败坏我们生命力的抑闷的情操。怜悯消灭了高尚的生活格调；它使人走向脆弱，也促成了虚无主义的实现。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病弱的上帝，是一个反对伟大生活一切自然而激烈冲动的上帝，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乃是心理上的退化者。
尼采认为，人就是他自己的和别人的奴隶。他攻击人的道德原则。“超人”就是他自己的法律，他是自律的，他希望把这种法律加之于群氓身上。
不论批评尼采的人的看法如何，他自己生活的悲惨以及他的哲学对德国和欧洲历史的不幸预言，竟一语成谶，尼采扮演一个最大破坏者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