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是一个很古怪的人。他的性格比大多数人的要矛盾得多，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居然同时存在着这么多相互矛盾的特性，让人十分惊讶。这些特性没有任何协调之处。他既有突出的优点也有严重的缺点。他生性机敏、感情丰富、缺乏自信、才华横溢，工作起来十分勤奋，面对危险镇定勇敢，待朋友很好，且极富创见。他的偏见荒唐可笑，他的目标无甚价值。他非常多疑（因而也容易受骗）、气量狭窄、严厉无情，一点也不尽心，虚荣得近乎愚蠢，耽于酒色却毫无情趣，放浪形骸却毫无激情。可是我们之所以知晓这些缺点，是因为这些都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司汤达并非职业作家，甚至谈不上是个文人，但他笔耕不辍，而且所写的几乎全是关于自己的事情。多少年来，他都在记日记，其中大部分保留至今，很明显，他写日记时无意将之出版；可在他五十出头的时候，写了一部长达五百页的自传，但只写到十七岁的时候。这部自传，尽管一直到死都未曾修改，却是有意出版的。在书中，他有时会拔高自己，声称做了其实并未做过的事情，但总体而言还算真实。他没有偷懒，我估计凡是读过这几本书的人（这些书确实不好读，因为有些部分枯燥无聊，经常翻来覆去的），都会扪心自问：假如让我如此坦白地暴露自己，是否会有更好的表现。
“我所说的结晶，指的是思维的运转，让我们的大脑从周围的一切吸取新发现（即我们所钟爱的对象具有的新的优点）。”
尽管司汤达的游记十分生动，读来依然妙趣横生，不过仅仅是向我们讲述了作者的独特性格，他的声名主要还是来自两部小说和《论爱情》中的一些篇章段落。其中有一段也并不新鲜：1817年初，他正在博洛尼亚，在一次聚会中，有位吉拉迪夫人，“美目之乡布雷西亚曾经出过的最美貌女人”，对他说：“有四种不同的爱：
“（四）来自名利场中的爱，由于这种爱，德·肖纳女公爵在准备嫁给吉尔先生时说：‘在一个平民老百姓眼里，一位女公爵永远都是三十岁。’”
司汤达去世的时候，只有两家巴黎报纸报导了此事，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梅里美）参加了他的葬礼。他似乎要被人们完全淡忘掉了；事实上，要不是两个忠实的朋友费尽周折，成功说服一家重要的出版公司发行了他的主要作品，他确实会被淡忘。虽然影响力很大的批评家圣伯夫专门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可是公众仍旧不感兴趣。这也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圣伯夫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司汤达早期作品的，而这些作品，与他同时代的人都未曾注意，而后人已决定不予理睬，而在第二篇文章中，他依然保留了对司汤达的游记《罗马之旅》和《旅人札记》的褒奖，但对其小说却毫无兴趣。他断言其故事人物都是些木偶，虽塑造巧妙，但一举一动却暴露出内在的机理；他所批评的情节描述也确实可信度不高。司汤达还在世的时候，巴尔扎克曾经写过一篇赞誉《帕尔马修道院》的文章；圣伯夫写道：“很显然，本人实在无法分享巴尔扎克先生对《帕尔马修道院》的热情。实际上，作为小说家，他希望人们把他写成什么样，他就把贝尔写成了什么样”；稍晚些时候，他又颇为恶毒地说出，在司汤达死后，人们在其遗稿中发现一份文件，记录了他曾送给或是借给巴尔扎克三千法郎（对巴尔扎克而言，借款永远等于是馈赠），以此来收买对方的颂词。对此圣伯夫引述道：“荣誉之中混杂着不光彩的纠缠。”或许他无须如此苛求对方：他自己的那两篇文章就是收了出版商的钱的，而他所写的有关司汤达表兄皮埃尔·达鲁（此人作为作家的唯一声望来自对贺拉斯的翻译，并撰写了一部九卷本的威尼斯史）的两篇文章，也是受其家人所托为表孝心而作。
“（一）肉体之爱，即动物、野人和堕落了的欧洲人的爱。
司汤达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作品将得以流传，但他估计要等到1880年，甚至1900年，自己才会获得应有的评价。面对同时代人的忽视，很多作家都相信，后人会承认自己的价值，借此来自我宽慰。然而事实却往往不是这样。后人都忙忙碌碌、疏忽大意，而当他们真的关注过去的文学创作时，也只会在当时曾经获得成功的作品中寻觅。一位故去的作家，生前备受冷落，而后来却被从故纸堆里重新挖掘出来，这种几率堪称微乎其微。就司汤达而言，则是由于一位教授（否则也不为人知）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座上热情称赞他的作品，恰巧在他的学生当中，又有一些聪明的年轻人日后都成了名。他们在阅读司汤达时，从中发现了一些符合当时思想气候、在年轻人当中盛行的观点，于是便成了他的狂热崇拜者。其中最富才华的当属希波利特·泰纳，多年之后，已经成为知名大学者的泰纳撰写了一篇长文，在文中呼吁人们格外关注司汤达的心理洞察力。顺便要说一下，当文学批评家提到一个小说家的心理因素时，他们所说的心理跟心理学家所说的意思并不太一样。就我个人理解，他们的意思是说，小说家更加强调笔下人物的动机、思想和情感，而非行为；但实际上，这会导致小说家主要展现人性的丑陋一面，诸如其嫉妒、恶毒、自私、卑鄙——也就是他本性中阴暗而非光明的一面；这样做具有真实感，因为我们都很清楚自己内心有多少可憎的东西，除非我们完全是白痴。“若不是得上帝恩宠，赴刑场的就是约翰·布拉德福了。”自从泰纳的这篇文章之后，出现了大量关于司汤达的评论，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十九世纪法国三位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司汤达又补充道：“这种将所爱对象的一切都视为完美的愚蠢行为，在吉拉迪夫人的圈子里，被称为结晶。”假如他不抓紧利用出现在眼前的这一有益想法，他也就不是司汤达了；不过直到数月之后，他才在所谓“天才的一天”想到那个日后闻名的类比。他是这样比喻的：“在萨尔茨堡的岩盐坑，把一根没有叶子的树枝丢进废弃矿井的深处，两三个月之后，再将其取出，上面覆盖着光亮的结晶体：其中最小的细枝并不比山雀的脚更大，却满是数不清的光彩夺目的钻石。没有谁还能认出原先的树枝。”
他的情况极为特殊。大多数伟大的小说家都著作等身，尤其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假如他俩活到老年的话，将会一部接一部地继续编写故事。人们通常认为，在一个小说家所需要的一切才华中，大幅度地编造故事是最为关键的。这项才华，司汤达几乎完全不具备。然而他可能又是小说家里最具独创性的一位。正如他在年轻时代（他当时想要成为一名伟大的剧作家）从未想出构建一部戏剧的想法，就写小说而言，他似乎也无力从自己的大脑中构思出一个情节。他的第一部小说我已提过，就是《阿尔芒斯》。德·杜拉斯伯爵夫人曾写过两部题材颇为大胆的小说，具有“丑闻性的成就”，当时有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名叫亨利·德·拉都胥，他也写了一部并匿名出版，目的是让人以为这是伯爵夫人所写，其中的主人公是个阳痿。我没读过这本书，只能讲些道听途说的话。根据这些传闻，我推断司汤达在《阿尔芒斯》中不光借用了拉都胥作品的主题，还包括人家的情节。他甚至还厚颜无耻地给主人公起了跟拉都胥书中完全一样的名字，只是后来才把名字从奥利维尔改成了奥克塔夫。他用所谓的“心理现实主义”来渲染主题，可这部小说仍显拙劣：情节极不可信，在我看来，一个患有罕见残疾的人（此人为该书赋予了主题）居然会疯狂爱上一个年轻女孩儿，这实在让人无法置信。在《红与黑》当中，如我后面将要谈到的，司汤达密切追踪一个年轻人的故事，此人是一次著名审判中的主角。《帕尔玛修道院》中唯一让圣伯夫感觉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其中对滑铁卢战役的描写，司汤达的描写来自一名参加过维特多利亚战役的士兵的回忆录。至于该书的其他部分，则是依靠旧有的意大利年史与传记。作为一名小说家，其情节明显取自某处，有的来自他所经历、目睹或者听说的真实事件，不过通常情况下还是来自对人物的细致描写（由于某种原因，这些人物激起了他的想象）。除了司汤达，我不知道还有哪位一流作家如此直接地从所读书籍中寻找灵感。我这番话并非毁谤，只是陈述一个奇怪的事实。司汤达没有很强的创造能力，可是谁也说不清为什么，老天爷给了他准确观察的卓越天赋，还有对人心之复杂、虚妄、古怪的敏锐洞察。他对自己的同胞评价颇低，可又对他们有着强烈的兴趣。在其《旅人札记》中，他有一段启示人心的文字，记载了他在途经法国时，为了在闲暇时间欣赏美景，便驾了一辆驿站马车，可不久之后就感觉无聊透顶，于是弃车登上了拥挤的公共马车，得以跟同路人一起畅谈，并且伏在共用的桌子上倾听他们的故事。
所有恋爱过和失恋过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个例子的巧妙之处。
“（三）L'Amour Goût，即曾在十八世纪令法国人欢喜，马里沃、坎比勇、杜克洛、德毕内夫人优雅描写过的爱。（我原封不动地写出l'amour goût，是因为不知该如何翻译才好。我认为，它的意思是指对钟意的人感受到的那种情爱，如果这个词放在牛津辞典里的话，我宁可叫它‘色欲’而不是爱。）
“（二）激情之爱，即阿伯拉尔对爱洛伊斯、朱莉对圣普乐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