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知县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了。当初他拒绝为武松立案，是因为他收受了西门庆的银子。现在，西门庆已死，他觉得对一个死人没有必要履行什么义务。相反，武松的行为，让他觉得是个义气烈汉，又想到武松还为他家的私事上京去了这一遭，寻思他的好处，一心要周全他了。
他和手下的吏员商量，把人们招状从新做过，改作“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次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伏，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致斗杀身死。”
我们来看看这个知县的作为，前后有两次犯罪：首先，面对武松的报案，他收受贿赂，不予立案。
上回讲到，武松杀死西门庆和潘金莲以后，主动自首。
至此，武松杀嫂，不再是一件刑事案件、一件故意杀人的犯罪行为，不是一件让人叹息的悲剧，而是一场道德盛典，大家都躬逢其盛，兴高采烈。
第四，更难得的是，他竟然派心腹人带了一封紧要密书星夜投京师来替武松说情。结果是，武松终于获得轻判：脊仗四十，刺配二千里外。而王婆则被判凌迟处死。武松的脊杖四十，也打了折扣。上下公人都看觑他，只有五七下着肉。而王婆，凌迟处死，不知被剐了多少刀！
而府尹陈文昭听得报来，随即升厅。《水浒》作者首先就称赞“陈府尹是个聪察的官，已知这件事了”。那么，聪察的陈府尹是怎么做的呢？
第三，陈府尹把阳谷县报来的案卷又改得轻了，申去省院——也就是最高法院，死刑核审机关——议罪；这个做法和知县的做法完全一致。
而这后一点，也正是从《水浒》作者到《水浒》读者共同的心理和选择。
第一，他和武松有私谊，武松帮他办过私事。
第二，他也哀怜武松是个仗义的烈汉，时常差人看觑他；因此节级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钱，倒把酒食与他吃。
到刑场看剐了王婆之后，武松由两个防送公人领了，解赴孟州交割。在去孟州的路上，还会发生什么事呢？
作者接着写道：这阳谷县虽是个小县分，倒有仗义的人：有那上户之家都资助武松银两；也有送酒食钱米与武松的。武松管下的土兵大半相送酒肉不迭。
第二，他“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于是，对武松的道德肯定代替了、抹杀了对武松的法律判断。
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道德大于法律。
知县为什么要徇私枉法包庇武松？
然后，读款状与武松听了，写一道申解公文，将这一干人犯解本管东平府申请发落。
最后，武松竟然享受到了一种待遇：带上行枷，到东平府街心，和成千上万的百姓一起，看剐王婆。而百姓，一边看万恶不赦、千刀万剐的王婆，一边看义气烈汉武松，那是多么难得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场景啊。
在他们眼里，武松不是违背法律的罪犯，而是维护道德的英雄。武松是义气烈汉，而他们，也是仗义的人。
第一，将武松的长枷换了一面轻罪枷枷了，下在牢里；把王婆换一面重囚枷钉了，禁在死囚牢里。
国人向来看重体制内的位置。即使武松这样的江湖好汉，也十分向往庙堂。
知县如此，县民如此，当案件上报到东平府后，府尹又如何，府民又如何呢？
当阳谷县县吏带着一干人犯和证人证物到府衙前时，看的人哄动了衙门口。
但有意思并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我们一般读者的态度：对知县的第一次犯罪，我们都能予以正确的判断并予以否定。对知县的第二次犯罪，我们就往往不能正确判断甚至予以肯定。
我们再来看看阳谷县普通百姓的态度。
收受贿赂，是受贿罪。不予立案，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是渎职罪，是循私枉法罪。
其次，在武松杀人之后，为减轻武松罪责，掩盖真相，篡改证词，制造虚伪的证人证言，是包庇罪，也是徇私枉法罪。
知县的这种行为是明显的违法行为。在武松杀嫂这件事上，他已经不止一次违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