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还是初中生的我都感到了她话中所带的恶意，那是充满轻蔑的口吻。父母的脸色顿时一片惨白。
回家的车上，春频频问我：“我们是兄弟吧？”而我却未能领会到他的不安从何而来，反而坏心眼地捉弄道；“不知道耶，我的画可没你那么厉害。”而他听了，则呜咽着“什么鬼画”纵声大哭。那之后的好几年里，春连在出墙报等班级工作或者美术课上都拒绝再提笔作画。
“我也很吃惊啊，这对母子真夸张。”父亲说这话的时，眼角闪现着泪花，脸部和嘴角的神经都在微微抽动，旋即便呜咽起来。但他却又立刻裂开了嘴，给了我一个很勉强的笑容。然而最后，却依旧流下泪水抽泣起来。这段对话发生在母亲的葬礼之后。父亲举起杯中的啤酒对我说：“干杯！”——父亲很喜欢说“干杯”这个词语，就像他也很喜欢握手这个说法一样，我也举起杯，回应道：“干杯。”
“但是，”我突然笑了起来，“妈妈竟然会拿画框砸那个女人，真是太令我吃惊了。”
左侧画着悬崖，那质感以及立体感让人为之颤栗。台风舞起黄沙，悬崖下是被吹倒的大树，沾满淤泥的岩石正滚滚落下。春运用了大量的棕色还有土黄色，使得那座绝壁有着粘土的厚重感，仿佛随时都会坠裂。色彩的凹凸表现出危崖悬然欲崩的感觉，令人身临其境，甚至像是能够听到狂风的呼啸，大地的号叫。
春的外表跟父亲一点都不像，毕竟春体内的DNA里并不存在父亲的基因，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个女人却是第一个公然将此事说出口的。
就像是在砸棉被一样……当时的我没能反应过来，在一旁不知所以。而母亲却早已高叫着“住手”，一边用力按住春。
而画的左侧则描绘着一片水田。刚收割的稻子堆积得有如一座小山，虽然画得并不是很精致，却依旧可以清晰地看出金黄稻穗那一棵一棵的轮廓，也同样很好地表现出被雨打湿的茎叶部分，水田上甚至能看到小雨落下的粼粼波纹。
“那一定是遗传吧。”女评委晃动着如酒桶一般的肥硕身躯。
过了不久，一个自称是评委的女人走过来说：“搞不好你家的孩子真的是天才。”她说这话的时候似乎很认真，并不像是在客套。
“另外，她似乎自己也开了绘画教室，大概春画得比她的学生要好得多，让她感到不爽了吧。”
春负责带回自己的作品。“这种东西我随时都画得出来。”他小声地说。
有一年，春的作品得到了县里竞赛的大奖。
当时会场里的春被一片赞美声所包围，显得十分羞涩。
那时虽然我还不知道春的身世，但街坊邻居却总有几个知情人。所谓八卦就是用来娱乐除了当事者以外的人，因此这蜚短流长很快便见缝插针地传遍了大街小巷。
然后，当我不经意地望向那幅作品时，却被震动地张大了嘴巴，无法动弹。
然后，他毫不犹豫地挥起手中的画，狠狠地砸向了那个女评委的屁股。“啊！”只听到一声惨叫。
在那以后，当我有幸目睹岸田刘生的作品《道路、河堤、墙》[注]，也曾涌起相同的感动。那是同样比起照片更具有表现力的作品，让人不由感叹“这不只是单纯的风景画”。
比我晚到的父母也站在画前许久。或许他们一开始还以为春的作品无非是一个小学生的作品，所以见到这幅比起预想要相差太多的画时，他们也只能错愕得不能自己。
“不是说你们，我是说他父亲的遗传。”女评委放低了声音。
实际上，我的父母就连要他们画出车站前的地图都很费劲。我也好不到哪里去，曾经画过带握把的杯子，却被认为是大象。
“没有没有，我们夫妻完全不行，对这方面可以说是没有半点才能。”
当我和春在街道上玩接抛球的时候，推着自行车经过的老太婆们便会看着我们窃窃私语；一起去买东西的时候，素不相识的一对夫妻却像是看见什么不祥之物似的沉下脸。流言的传播就像传话游戏一般，人前人后，我们都被指指点点。
[注：岸田刘生，1891-1929，日本近代洋画家。文中所提的《道路、河堤、墙》绘于1915年，目前收藏于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
“没有什么为什么。”父亲的表情依旧很从容，甚至可以说是温和坚毅，我只记得他是这么说的，“父母与即将出生的孩子见面需要什么理由吗？”
“您说得可真奇怪，泉水和春都是我的儿子。”父亲丝毫不动摇，和女评委对峙着。
当然，这副画绝对称不上是栩栩如生。构图上有着偏差不说，远近法的运用也几近疯狂。但也正是这似乎被压瘪的临场感，却更好地突出了台风来临时那不安定的气氛。
但母亲似乎并不像是她表现的那般生气。她举起画框时对着父亲的莞尔一笑便是证据。当时我正“咦？”感到不可思议时，母亲却已经拿着从春手上抢来的画框再度砸向趴倒到在地面上的那个女评委的屁股——这次竟然轮到母亲动手了。
春的作品被醒目地摆放在了正中。我至今依旧记得当时的情景。在房间正中的墙壁上挂着我弟弟的画，这让我深深地引以为傲。而标题的一旁还装饰着人造花，宣告着这是夺得大奖的作品。
自然，在那个周末，我们举家前往县厅的展览会场。
春继续用画砸了好几下，女评委失去平衡，一下往前摔倒在地。而这时，母亲也终于抢过画框，对着春又呵斥了一声：“住手！”
我们三个人在画前入了迷，等回过神来周围已经站了很多人。大家都震惊于这幅画的意境，有些主妇甚至惊讶得问出声：“这真是一个小学生画的吗？”
这时我们一家才第一次注意到春在艺术上的天赋，并为他感到高兴。听到捷报时，母亲不安地说着：“怎么办怎么办。”而我则不由大声叫道：“好厉害啊！”下班回来的父亲用右手比出了一个胜利的姿势。
父亲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微笑道：“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才是最吃惊的。”
最后，我们被县厅内的工作人员带到一间小房间里，进行了好一通教训。而春所获得的大奖也被取消。但我们没人对此感到丝毫惋惜。
弟弟或许在那时就隐隐察觉自己的生父问题了吧。当我这么问父亲的时候，他回答：“应该是不知道的，但可能有了某种预感——跟你可能只有一半血脉相连，这种讨厌的预感，八成是这样。”
最近，我看过些毕加索在十二、三岁时作的画，那构图精妙得令人为之惊叹，但在我眼里，春的风景画并未输其分毫。事实上，相对于说出“我小时候就能画得跟拉斐尔差不多”这一诳语的毕加索，弟弟的低调反而更胜一筹。
当时，春挺着胸膛站到了女评委的面前：“我跟我哥哥还有爸爸长得不像不行吗？”
“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会把他生下来呢？”女评委继续说着。年幼的我觉得她很狡诈，竟然随便搬出一个泛指的“大家”来为自己撑腰。
“虽然值得同情，但我不会原谅她的。”
“我很明白，很明白。”女评委的眼光来回停留在父亲和我们的脸上，却一点也看不出她有明白的样子，“毕竟跟您都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嘛。”
我还没搞清楚状况，只能在一旁傻站着，春已经拎着画回到了女评委的面前。
“当然不是。”女评委耸肩。
“那就是说你对我和哥哥有什么不满咯？”春抓住挂在墙上自己作品的画框，坚定地取了下来。
当时的强奸犯曾经离开过这片土地，不过最后据说还是回到了这个城市；但别人讥笑的，却只有我们这些受害者家属。
之后的事情都是父亲告诉我的。
当我升初中的时候，春还在读小学五年级。当时春就读的小学里，有一位老师坚信油画比起水彩画更能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因此即使学生们的衣服会弄脏，他依旧坚持让他们画油画。
“所以那时春也生气了。”
“自己压力大就可以讽刺别人吗？”我毫不留情地说。
“不可以这样做！”于是春则扮演起阻止的角色。
那是幅风景画。
“那个评委实际上也不是坏人，后来我们才知道，她跟她老公离了婚，女儿还得了肾病，一个人压力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