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意效劳。”他笑着说，然后站起身向飞机后舱走去。
“不要说话。”
“在弗拉格斯塔夫医院。”
“你们在说什么？”这时候一个年轻医生走了进来，模样有点怪，秃顶。显得未老先衰。他看上去很忙也很敬业。他说，“别担心，这些烧伤很快就会消失的。”
“这就对了。很好。请看着我的手指。”他伸出一个手指，在地面前上下左右晃动着。“跟我学。好的。谢谢。你头痛吗？”
她再次向窗外看去时，太阳已经落山。金色的彩霞变得更加瑰丽，然后渐渐暗了下来。
“痛过，”她说，“不过现在不痛了。你是说我遭电击了吗？”
护士指着她的胸部说：“只是烧伤了一点皮。”
她感到很奇怪。他身上有某种东西，某种她以前从未注意到的让人惊奇的品质。
他坐下时，身子因疼痛而收缩了一下。他说：“还好吗？”
过了一会儿，他过来跟她坐到一起，“你要人陪吗？”
他知道他在堤坝裂口处的经历已经改变了——永远地改变了他。有人想杀死他。无论是在克利夫兰的郊区长大的过程中，还是在大学法学院学习期间，他从来设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即使后来他到洛杉矶的公司里工作生活时，也绝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事。
“你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吗？”
“缺氧？”
她往下看了看胸前，看见那些电击留下的隐隐的浅棕色印记。她吃了一片阿司匹林，但烧伤处还是隐隐作痛。她成了一个身上有疤痕的女人。
“正确，”科内尔慢慢地点点头，说道，“三泳，死了三个，对吗？”
“那儿好像是这个组织的一个重要基地。”科内尔说。
“请别动，”护士说，“我们在作记录。”
“你遭电击了。”护士说。
“天啊。”埃文斯说，“死了三个吗？”他咬住嘴唇。
他耸了耸肩：“我想你知道。”
“我的心电图？”莎拉说，“我的心电图没问题。”
因此，他也不可能预料这事对他的改变会使他有这样的感觉。他感到身体好像被移动了——好像有人把他举起，向一侧移动了十英尺。他不再站在同一个地方。同时他内心的感受也变了，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动于衷。面对令人不快的现实，他以前的做法是视而不见，或者改变话题，或者对发生的事找出种种遁词。他曾经认为这是生活中一种可接受的策略——事实上，这是一种更加人性的策略。然而他再也不相信了。
她不再听男人们说些什么，只注意他们说话的声音。她注意到埃文斯的声音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幼稚和迟疑。他不再处处跟科内尔作对。他的声音听上去略显苍老，却更加成熟，也更加坚定。
她坐起来低下头，看了看自己宽大的短外套。她看见被电击过的白色水泡。她也看见了浅棕色锯齿状的条纹印记，在胸部和腹部上，有点像一个个“之”字——
“是彼得救醒了我吗？”她想，一定是他。
“那是有组织的，”科内尔说，“他们在策划这件事情之前就知道了亚利桑那电视台的电话号码。”
“是的，好像没什么问题，”护士朝显示器清楚点头说，“你真走运。”
“第二次救我的事。”
“为什么是在卡尔加里？”埃文斯说，“为什么在那儿？”
“不记清楚也很正常，”医生说，“你外面的朋友说你昏过去了，其中一个朋友救醒了你，说是花了四五分钟。”
他们正在弗拉格斯塔夫医院急救室的小隔间里，小隔间是用屏风隔出来的。科内尔、埃文斯和三泳坚持要她来这里。现在他们在外面等着。她听见他们在低声交谈。
“还好。你呢？”
莎拉看了看空中的云彩。喷气式飞机在云层之上，太阳正在西沉，西方有一道金色霞光。一派晴朗的景象。那天发生的事情仿佛发生在几个月前甚至几年前。
三泳点了点头。
“可是这——”
“这很常见。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吗？”
“我不知道。”
“不好，有点痛。噢，很痛。我想我是给车撞的。”
“当然。”她指了指一个座位。
“让他们见鬼去吧。”埃文斯说。
下午４时０３分
“是他们先开的枪。”科内尔说。
“你是说我死过吗，”
然而此刻他根本不担心。极端分子被发现而且被打死了。听到这个消息，他既不惊奇也不烦恼，相反他感到很满意。
她说：“什么？”
“对不起。”他说。
医生耸了耸肩。他说，“你最近得破伤风是什么时候？”
她躺下来，叹了一口气。她瞅了瞅显示器，上面是白色的波浪线。“真可笑，我心脏没问题。”
显然，没有人想到为什么在“下一代气象雷达中心”发布洪水警报前半个小时他们会接到匿名电话。后来，他们查了一下那个电话。是从加拿大卡尔加里的一个公用电话打来的。
六点钟，喷气式飞机飞回洛杉矶。莎拉坐在前面，望着窗外。她在听后面男人们的谈话。科内尔在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被打死的人是情报部的。对他们的枪支、卡车和衣服的检查结果证明了这一点。电视台的摄影人员也已经查明：他们的车是ＫＢＢＤ的，是喜多娜镇的一家电视台。他们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说公路巡逻队严重失职，不顾可能发生洪水灾害的警报，允许野餐继续进行。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去公园的原因。
“我不清楚是哪一个。”现在他用锤子敲打她的肘部。“你真是走运。我们这里每年有三四个人死于电击，有的严重烧伤，而你却还好。”
说真的，他很矛盾。他设料到自己的小心谨慎被代之以——一系列的枪杀，可能是谋杀，他成了帮凶或者至少是实质上的证人。他可能被带上法庭，受到羞辱，遭到监禁……这是他通常的逻辑，他所受的法律教育强调的就是这些。
“如果不给你做心肺复苏的话，你就死了。”
她说：“你在说什么？”
“告诉你什么？”
“可是我只有二十八岁，”莎拉说，“我不会有心脏病。”
莎拉问道：“什么灼伤？”
“对。”三泳说。
“是那个年轻人吗，”她说，“彼得·埃文斯？是他吗？”
“对呀。”科内尔说。
“是电击的吗？”
“小姐，请躺下，不要动。”
“医生想检查你的心电图。”
“可是你们告诉我说是你们打的？”埃文斯看了看科内尔，又瞧了瞧三泳。
世界上有坏人，必须有人去阻止他们。
“我不明白，”埃文斯说，“报道说他们是猎人。一次打猎事故或者类似的纷争。”
“可以。别担心这些灼伤，”护士说，“时间一长，会自动消失。”
“谢谢。”她说。
莎拉叹了口气说：“那么我现在可以起床吗？”
１０月１１日，星期
科内尔无言。
“哎呀，肯定是遭电击了，”说着，他俯身用橡胶锤子敲打她的两个膝盖，“你没有缺氧的症状。”
如果有人想杀你，你不能视而不见，也无法改变话题。你必须直面它。最终的经验是：丢掉幻想。
“这是什么？”她问道。
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世界并不随人意。
“我认为没有必要。”莎拉坐在床上说。她的胸部和双腿都遭电击了。
她点了点头，朝窗外看了一会儿，然后回过头来，“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我？”她说。
“这是遭电击所致。”
说这话时她显然很生气。她不知道为什么会生气，但她确实生气了。也许因为现在她有了一种责任感，或者……或者……她不知道是什么。她只是生气。
“星期一。”
“缺氧。心搏停止就是缺氧。”
